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政策得到不断完善，宗教管理逐渐走向科学化轨道。总体上讲，目前中国宗教政策能够应对目前的宗教现状，并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随着客观对象的变化，针对这些对象的政策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调整。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宗教政策正是在不断调整中获得完善，并在不断完善中实现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管理的事迹价值，同时在引导宗教适应现代社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宗教政策不断调整的前提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清晰、全面、准确地把握宗教的现状，尤其是目前存在的各种热点问题，应该其中最为基础的因素。只有具备了问题意识，勇敢地发现问题，实际地面对问题，并在对问题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依据相关原则与法律，制定出比较合适的政策。本文对目前西部地区佛教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相信对佛教事务管理方面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会有所裨益。
    佛教是中国典型的传统宗教，目前西部地区存在的问题既是复杂的，也是严峻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21世纪传统佛教已经彻底走进末路，而从19世纪就开始的佛教转型依然在痛苦的摸索中徘徊。如何突破这种困局而引领中国佛教走向适应现代社会、适应现代生活、适应现代文化、适应现代全球潮流，这是传统佛教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体上来看，目前西部佛教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绝大部分佛教活动场所内依然以传统管理体制为主导，与现代管理体制与现代管理理念存在很大差距。核心人员忙碌不堪，辛勤不已，而其他人员闲散无事，这样的状况既无法保证寺院管理的精细与到位，也难以保证民主监督与事务的公正，沉稳的优势走向了沉闷，秩序的优势转变成呆滞，缺乏活力，缺乏凝聚，缺乏进取的动力；2、以寺院为主、以自修为基础的封闭性很强的修行体制，减弱了宗教职业人员的社会感染力和佛教文化的魅力彰显；3、与广大信众联系松散的僧俗关系体制，不利于信众找到皈依和落实信仰；4、出家制度的制约，将很多有学之士挡在门外，阻碍了人才的涌现。5、没有实质性任期制导致领导干劲衰减，传统的师徒理念从修行范畴扩展到管理体制，导致人才来源范围狭小；5、寺院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在很多地方往往容易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寺院往往被商业、金钱所腐蚀，另外则是破败冷清的寺院难以接引信众；6、很多宗教职业人员缺乏感召力，起不到凝聚信众的作用。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目前国家一直强调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往往流于形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应该是引导传统宗教与现代社会接轨，而且不能仅仅认为是政治层面的接轨，还应该或者说更应该与现代生活接轨。西方的基督教与现代社会已经很好的接轨了，而佛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地推行任期制、加强居士信众在传统宗教各种团体中的积极作用、从文化与宗教等方面对宗教的职业人员进行长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已成为时代的强劲呼唤。与此同时，传统宗教的各种权益也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要改变佛教领域出现的看似政策宽松实则限制重重的局面。
    第二，近年来，西部佛教领域出现消费混乱与信仰产品的价格失常现象，表现在新年头柱香抢购、新年钟声拍卖、寺院高价门票、诱导下的非自愿性捐献、随处功德箱、诱骗乃至恐吓性的抽签算卦与消灾等，这些乱象都严重地丑化和消减了宗教的神圣性，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宗教信仰是人性的必然需求，所以自古至今宗教信仰源源不断。这种需求必然伴随着钱财供奉、法物运用、场馆建设、神职人员的生活维持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行为的现象，于是出现了信仰的产品化倾向，从而出现信仰产品的消费现象。寺院和法师个人的各种经济收入其实都属于信徒消费信仰产品之后的付出，功德箱的布施、建寺的捐献、对信徒来讲的寺院门票、给师父个人的供养、放生的花费、朝山拜佛等则都属于信仰消费。信仰产品属于一种精神产品，难以定价。不过难以定价并不意味着漫天要价。头柱香、新年钟声拍卖应该取消，诱骗性恐吓性消费必须受到严厉打击，除了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之外，寺院门票应该分步骤逐渐取消，功德箱数量应该予以限制。
    第三，佛教场所出现功能异化现象，目前西部地区很多寺院成为纯粹的旅游观光场所，甚至是商业场所，高额门票，商业化浊浪滔天，严重冲击着宗教的本位。佛教寺院的功能可主要划分为宗教性与世俗性两种。宗教性主要指信仰的皈依处，感情的寄托处，宗教的体验处，解脱的修证处。从信徒的角度来讲，就是出家人的清修之地和在家信徒过宗教生活之地。总之就是一个宗教的场所，要以宗教为本位，它体现的是神圣性、超越性；世俗性包括文化性、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是宗教场所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部分，如寺院的书画展览、旅游观光、经济开发、商业活动、文艺武术等。宗教性是本，世俗性是末；宗教性是内核，世俗性是外显。本末不可倒置，内外结合最佳，凡圣统一的寺院才是现代佛教的特色。寺院本位回归存在什么问题？寺院本位回归的路还有多远？我认为应该分层分区进行，寺院周边可以开设商业活动，寺院内部要严格保持清修道场的定位，仅供信教群众从事宗教活动，除了个别影响极大的文物单位之外，一般都应该限制非信徒的游客。
    第四，西部地区佛教文化资源开发乱象频生，很多开发项目既没有对文化资源进行准确而深刻的论证和把握，也没有注重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急功近利，盲目自大，目光短浅，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布局，往往流于庸俗，甚至主动或被动地沦落为金钱的奴婢，清净而神圣的道场成为喧嚣而功利的商场。佛教在中国已经流传两千多年，形成极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当然是一种文化资源。凡是资源都可以成为经济开发的要素。历史上佛教文化的很多方面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充当着经济开发的要素。在以GDP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时代，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导致对各种资源的疯狂扑食，佛道教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神圣性感召力的文化资源当然更是首当其冲。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式的开发，寺院成为金钱的奴婢，佛法成为金钱的工具，僧人成为金钱的侍者，法事成为表演，讲经成为艺术，殿堂成为景点，圣物成为商品，圣地成为公司，甚至出现假僧、假庙、假法事，甚至一些地方依靠强大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而强迫具有神圣性资源的寺院加入公司化运行的战车，于是出现了被上市、被公司、被一体化、被旅游等践踏佛教信仰、侵犯佛教利益、玷污佛教形象的商业化现象，导致佛教的庸俗化，而在经济开发大潮下的佛教活动往往变成表演的神圣，以假充真，严重败坏了佛教的声誉。同时，很多地方的佛教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一些地方的佛教文化资源定位失误，从而使文化资源的作用没有得到好的利用。这种情况，就属于文化资源的水土流失或过度开垦。以陕西省为例，陕西历史文化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中的皇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佛道教文化。陕西的皇家文化在古今关系、形神关系、雅俗关系、圣凡关系、天人关系等五个方面存在严重缺憾，而陕西的佛教文化刚好可以弥补这五项不足，尤其是终南山的佛道教文化，可以在陕西文化资源开发中发挥无与伦比的作用。可是终南山却被定为为“西安后花园”、“山水秦岭”，只重视自然资源是短视与肤浅的，必然导致佛教文化资源的水土流失与人为破坏。
    第五，佛学与佛教被混为一谈，宗教与文化界限不清。目前，一些西部地区的佛教学术或佛教文化活动，尤其是非学术或非文化团体所从事的一些佛教文化活动，如讲座、研讨、体验分享等，往往被认为属于宗教活动而遭到限制，特别是由僧人参加的学术或文化性活动更容易被认定为宗教活动而遭到限制。寺院之外的自发性、家庭性、亲朋性禅修与念佛活动也被认为属于必须纳入寺院之内的宗教活动而遭到打击，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商榷。佛教是宗教，但也是文化。佛教可以有群体性的、礼仪化的法事活动，也可以有学术的探究、生活哲理的分享，两者应该区别对待，许多本质上属于文化和学术的活动或文化与学术的出版物等被认定为宗教而遭到严格审查与限制。同时，随着僧主俗从格局的不断松动，跑庙拜佛与供僧学法的传统宗教活动日益淡化，佛教场所外的宗教活动则随之日益增多。宗教场所的泛化倾向与宗教活动的非仪式化趋势早已开始，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神职人员与个体宗教生活的关系不断得到缓解，没有宗教职业人员参与的宗教修持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宗教礼仪与宗教生活的关系也进一步圆融，宗教活动并非一定要礼仪化才可获得效应的观点日渐流行。于是，非宗教活动场所的具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得到提倡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尊重，落实于生活中的修行成为最真实的修行，中国佛教界自古以来盛行的僧主俗从的传统格局将面临空前挑战，居士佛教以及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将迅猛崛起。如果打压和限制居士佛教，限制场所外个人或部分集体性的具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尤其是宗教文化性活动，势必给宗教多元化造成危害，因为一些宗教的非场所性宗教活动源远流长，方便快捷，吸引力强，在老百姓总是需要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势下，这种方便生活、靠近民众的宗教至今已是势力极大，影响极深。
    第六，西部民间佛教信仰地位尴尬。佛教有精英佛教和民众佛教之分；有义理性、学术性较强的佛教，也有信仰性较强的佛教。从正统的角度来划分，有一类是正统的佛教，另一种则是非正统的民间佛教。所谓民间佛教指脱离了经典的支持，不顾宗教的权威，存在于广大民间的佛教信仰或佛教活动。这种民间佛教信仰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一直没有中断。正统佛教不予肯定，政府也不予重视。但是，民间佛教自有其合理性。第一点，从历史来看，民间佛教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是历史馈赠的文化礼品；第二点，从文化特性方面来看，民间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大家就是依靠民间信仰支撑起来的，凡是民间信仰发达的地方，儒释道文化必然发达。民间信仰不发达的地区，儒释道文化必然不发达。在这些民间信仰不发达的地区，基督教、新兴宗教等必然会迅速传播。第三点，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民间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具有超人间信仰，都具有神圣性。所以，民间佛教同样属于宗教范畴。第四点，从社会价值层面来看，民间佛教可以发挥抚慰底层民众心灵、沟通感情、凝聚人心、丰富底层文化生活、促进道德教化、抵制各种外来的宗教、抵制各种走偏的气功尤其是邪教等积极作用。第五点，从国际潮流方面来看，在国际范围内，这种民间信仰现象都属于宗教，并给予合法地位的承认。所以，我们呼吁要关注和引导民间佛教信仰。建议对已有的民间佛教场所要有所维持，对民间佛教场所的数量要进行统计，对于已有的场所要加强管理，逐渐承认部分的民间佛教的合法地位。与此相应，民间宗教的地位也应该得到认可。实际上，中国已经打破了五大宗教垄断的格局。例如，巴哈伊教在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妈祖等的民间信仰也在福建取得了合法地位，三一教在湖南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第七，佛教团体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表现在合法宗教组织的官办性质太浓，脱离一般信教群众，无根性极强，缺乏感召力和凝聚力，所以必然出现功能受限与功能异化，尤其表现在联系信教群众的功能非常微弱，其他功能也多有不力；而且这些宗教组织缺乏活力，软弱松散，很多情况下仅仅相当于维持会的角色，宗教团体本有的使命很难完成。同时，西部地区的这些宗教团体受到的控制与约束太多，加之基础条件差，经费严重不足，作用的发挥是困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民间准佛教组织的兴起将势不可挡。
第八、藏传佛教在内地处于暗流涌动状态。藏传佛教近年来在内地大量传播，原因主要是内地宗教市场存在着广阔的需求，而内地传统宗教的消沉颓废，尤其是神圣感在宗教义理、修行实践以及宗教组织等在现实宗教状况中的缺乏，使得这个市场需求越来越多地通过进口来填补，而这种进口而来的宗教正是与中国传统宗教很接近甚至同属一个宗教但又极具神圣性的藏传佛教。当然，基督教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也分得大量的市场份额。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是具有积极性的，表现在：1、藏传佛教还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和平的、宽容的、劝善的宗教；2、自古以来，内地对藏传佛教就比较熟悉，也很容易接受，文化的与精神的冲突性几乎没有，所以不会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3、有利于打破藏传佛教专属某个或某几个少数民族的局面，抵制一些人利用藏传佛教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图谋，有利于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生活交融与政治团结；4、藏传佛教戒律严格，修行次第分明，信仰虔诚，神圣性很强，对于改变汉传佛教修行次第模糊、信仰淡漠、神性不足的弊端具有刺激作用。所以，不宜限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并针对藏传佛教已经在内地拥有大量信徒的事实，合理组织内地的藏传佛教信仰者，而不能让其信徒游离于宗教团体之外，也不能使其宗教活动以宾馆、饭店、公司、农家院落等成为地下场所，逐渐合理安排他们的宗教活动，甚至考虑建立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与此同时，应该调查研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情况，统计信徒人数和分布，其信教权益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展开对话交流，这是将其纳入正常管理的必要前提。
    第九，佛教的信仰资源被无限放大和非宗教性利用问题十分普遍，这突出表现在舍利热方面。目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舍利，除了法门寺和北京灵光寺之外，山东兖州、山东汶上、山西应县、广州、南京、成都、太原等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舍利，山东汶上和南京等地对当地发现的舍利大肆炒作，甚至因此要打造世界佛都，建立世界佛教朝拜中心等，这种定位有些过头了。其实这都属于对佛教信仰资源的无限放大，其真实目的是利用佛教信仰资源实现经济或其他社会性目的，表面上看是对佛教信仰资源的重视，实质上是对佛教信仰对象的亵渎。法门寺佛指舍利历史悠久，文化地位与当今价值无与伦比，保护和彰显这种资源是应该的，但法门寺舍利文化资源在保护开发过程中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我们允许问题的存在，同时也希望他们尽快改善。佛舍利是一种信仰对象，把它当做揽钱的招牌是不可取的。
    第十，佛教事务管理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佛教事务的管理主要是由佛教寺院和僧团、各级佛教团体、各级政府的佛教事务管理等三方来完成的。这三者各自的责权范围以及三者之间在管理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现在实际上还是很不清晰。最突出的问题是三者之间存在着缺乏密切配合和彼此呼应的问题。由于三者在管理方面的权限与责任不是十分清晰明了，所以导致该管的管理不到位，而不该管的却过分干涉等问题。这都是宗教政策调整时值得予以观照的问题。
    第十一，在佛教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西部地区目前也有一些热点问题。例如，佛教教化作用不力，社会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佛教慈善不到位等。佛教本来是以启迪智慧、净化人心为宗旨的，历史上佛教曾经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教化途径之一。但是因为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打击，中国社会的教化手段基本变成以政治为主导的形态，佛教在精神抚慰、人心净化、智慧启迪方面的作用也远不如以前那么有力。近年来虽然佛教寺院得到恢复，佛教经济不断强大，佛教团体也纷纷建立，但佛教的教化作用却恢复得非常缓慢。这固然有国家政策与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佛教自身的固有体制与传统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佛教教化作用的发挥。再从佛教的社会参与来看，东南亚国家兴起了参与佛教，我们号称正在推广人间佛教。但参与佛教是直接倡导佛教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而人间佛教只是注重去神圣化的，力图调整佛教信仰的旨趣。侧重点不同，导致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中国佛教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参与都显得十分薄弱，例如在社会事务方面，名义性的表态与出席不少，但实质性的介入不多，很难形成自己独立而有力的声音。
    第十二，在佛教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些热点问。表面上看，学术研究问题似乎和佛教事务管理有一定的距离，从而与政策的调整也缺乏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的。佛教研究和佛教信仰、学术活动和宗教活动、学者和僧人、学校及其他研究单位与寺院及佛教协会，这多重的关系其实与宗教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当然，这种相关的确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
    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佛教研究领域来看，大家都注重史的研究，义理的研究，文献的研究，视野大部分集中在精英佛教的层面，而忽视底层佛教和信仰型佛教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研究佛教通史的很多，特别是研究禅宗和禅宗史的更多，出现了很多重复性劳动。而有些方面很少有人问津，例如佛教信仰的研究。近年来我的很多学生都以佛教信仰为选题展开研究，例如海波当年的硕士论文对文殊信仰进行研究，后来又承担了教育部一个重大课题的一个子项目，继续文殊信仰的研究；王雪梅的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古代印度弥勒信仰的，现在她在四川大学做博士后，继续研究中国的弥勒信仰；将要毕业的王宏涛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古代域外普贤信仰的，我希望他能继续研究中国的普贤信仰；杨航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大智度论》菩萨思想的。目前在校的学生中，还有以地藏菩萨信仰、准提菩萨信仰、观音信仰为论文选题的。我认为这些信仰问题很重要，很值得研究。现在，佛教信仰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和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甚至和藏传佛教相比，佛教自身的神圣感太弱，特别是现在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去神圣化现象非常明显，神圣感更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系统研究佛教的信仰体系，包括诸佛、菩萨、罗汉、各种护法神等，为重建中国佛教的神学体系做点工作。这样的研究是宗教学意义上的研究，而不是文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或历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很少，而对历史研究格外重视，甚至认为研究历史上的某个阶段，如魏晋、隋唐等，这样的研究才是正宗，而对于当代的调研似乎成了不务正业。这些都是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
    第十三，佛教研究方法方面的热点问题。中国的佛教学术界依然处于呆板单一的状态，而且总是或多或少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声称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其实往往缺少明确而清醒的方法，照猫画虎的模仿依然大行其道。一位师大的教授曾经说，中国现在的学术研究整体上都没有方法。这个说法虽然有点过激，但很能引起我们的反思。其实，我们传统的佛教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的方法，文学的方法、文献学的方法和历史学的方法，近年来又出现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新兴方法，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显示了巨大的优势与强大的生命力。另外，自古以来中国还存在着以教研教、以法说法的方法，这种方法现在依然有其生命力，但难以和国际接轨。前段时间，我们邀请日本爱媛大学的邢东风教授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关于佛教研究方法的讲座，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大陆的佛教研究方法和日本的佛教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讲，日本那种小题大做、注重实证的方法正是我们最缺少的，而我们大陆盛行的义理研究、概念辨析、宏大叙事的方法显得有些滞后了。西方世界的宗教学研究方法飞速发展，五花八门，对于这些方法我们如何来借鉴？我们的研究方法存在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第十四，中国佛教研究队伍方面的问题。中国佛教研究队伍目前一共有三支力量：学者、信徒和官方。除了这三大类之外，民间也有一些对佛教有宗教感情的研究者。这三大类之间存在着交流不畅通的问题，研究方法和宗旨不不尽相同，存在着很多沟通的障碍。三者之中的佛教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平衡的。各自在学术交流方面，也存在着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问题。很多人在研究时不去理会前人的研究，尤其是不理会国外相同问题的研究，这样就可能造成了智力资源的浪费。
    第十五，佛教理论方面的热点问题，如目前比较盛行的人间佛教、最近有人倡导的人本佛教、国外的早已兴盛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国内部分人倡导的文化佛教、以及以实践为主的生活禅、禅净关系、佛教信仰问题等。人间佛教是现在精英阶层所倡导的主流佛教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佛教高层和官方都是这样倡导的。我十分荣幸地参与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八大，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修订佛教协会的章程。此章程在阐述中国佛教协会宗旨时间提到“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我当时建议去掉“人间”二字，就讲践行佛教思想好了。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人间佛教”仅仅是佛教诸多思潮中的一种，并不能涵盖目前所有具有积极意义的佛教思潮。何况人间佛教绝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只是对佛教面对现实的一种强调，而是一个很具体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去神圣化，不断消解佛教的超人间力量与超人间境界信仰，否定神秘的力量可以依赖，否定有极乐世界的真实存在。这种理论倡导是有一定问题的。第二，这种理论和实践体系主要流行在汉传佛教之中，在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中并未盛行。所以，作为涵盖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中国佛教协会，用一种具体的佛教思想作为践行的对象是有失偏颇的。第三，人间佛教在实践推广中处境尴尬，因为一般信众特别是底层信众其实不可能真正接受以去神圣化为特点的人间佛教，他们信仰的佛教依然是传统的具有神圣意义的、含有超人间崇拜的佛教。总之，人间佛教的积极意义的确是很明显的，但我觉得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学术界有很多人已经指出。我也属于对人间佛教保持静观态度的人之一。查上届佛协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中是说“倡导人间佛教思想”，我认为比说“践行人间佛教思想”要温和得多。
    面对存在一定问题的人间佛教理论，在很多人提出商讨的同时，也有人提出新的概念。例如王志远先生认为人间佛教过时了，也不妥当，他提出了人本佛教的概念。在一次会议上，我与他就这个问题交流过。我个人认为人本佛教优于人间佛教。当然，人本佛教也涉及很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国外的参与佛教，中国学者对此也比较感兴趣。我认为，这种思潮对我们有启示，如果佛教不参与社会就失去了意义。但参与佛教如何在理论上获得合理的阐释并在实践中推广，在中国还是看不到明显的前景的。方立天先生提出文化佛教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适应了当今佛教沉闷落后的现状，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响。但究竟什么是文化佛教？尤其是作为一种宗教的佛教，如何在文化的统摄下发挥其超越性的价值，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关涉到佛教的宗教本质及其在实践推广中的核心价值。在改革开放初期，佛教的文化定位的确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这种判定一改过去对宗教的负面看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在今天，宗教应该就是宗教，要保持它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以及在超越性前提下的冷峻洒脱的现实批判性。新中国以来，中国主流的宗教观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认为宗教是鸦片；二是认为宗教是文化；三是宗教应当回归本位，宗教就是宗教。那么什么是宗教？我想核心就是神圣性，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和精神的超越。总之，我认为文化佛教的接引性可能更强，尤其是在精英阶层，而且文化佛教在历史上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文化佛教还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我们继续进一步探讨。
    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时髦的佛教运动或新兴流派，例如台湾李元松的现代禅，耕耘先生的安详禅，大陆净慧法师的生活禅等。李元松的现代禅通俗而活泼，生活化极强，在去神圣化的方面也很明显，完全是一种拥抱人间的姿态。但是在他得了癌症之后，他转而皈依了净土宗，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遵行他的教导，坚持念佛，不再学禅了。这给我们以警示，禅是有大慧根的人经历了多劫之后才能悟到的，一般人是否能学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从人性角度反思禅到底有何种以及多大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些作用。净慧法师倡导的生活禅近年来在佛教界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净慧法师本人超群的学识和品德，他的感召力很强，所以生活禅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响应。但生活禅本身也值得从佛学理论方面展开深入、细致、全面探讨。同样的理论问题还有禅净关系问题，佛教的现代性问题，民间佛教与精英佛教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以上对佛教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肯定还会有很多遗漏，同时一些看法也不见得完全正确。另外，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西部地区独有的，而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有些在西部地区表现的更加明显。佛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宗教，自古以来在社会中的存在就以十分复杂多样的姿态呈现出来，今天的中国佛教依然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进行观察，其角度可以有很多，立场也可以有不同，所以得出的观点当然也一定会有很多差异。笔者的观点可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得到高僧大德和各级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的批评。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西部佛教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回避；第二，西部佛教存在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理性而中立的研究；第三，西部佛教的问题必须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解决，其中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应对途径。第四，关注西部佛教热点问题是促进佛教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对政策不断完善和调整的一种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