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按照民建西安市委会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安排，我们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家属等形式广泛征集线索，整理编写了李象九、窦荫山、韩望尘、董林哲、黄彦儒五位西安民建先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故事，得到了广大会员的好评，史料也同时入选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编撰的《西安多党合作溯源-历史记忆》一书，展现了西安民建为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凝智聚力、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反映了西安民建同中共西安市委肝胆相照、风雨与共的光荣传统。为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深刻蕴含，讲好西安多党合作故事，我们陆续将五位先贤的事迹及相关文章发布到我会网站，以飨读者。

真理与激情：韩望尘同志的一生

一

韩望尘同志原名韩峻，后以字行于世，其原名遂少有人知者。其原籍陕西省蒲城乡东阳县高阁韩村。家素贫穷，生活维艰，至父韩良臣始随本县东安丰村的财主屈六出外经商，其母车夫人遂亦随夫寄居于屈家之马号（养马的厩房）中，韩望尘同志也于1888年1月15日出生于这个马号。其幼年时的贫苦之状，可想而知。

韩父良臣随屈六经营之商店在华县赤水镇。韩母则与幼子寄居于屈家。因忙于家务，不能经常看护幼子，故望尘同志时时自出玩耍，有一次竟被一野狼捕住，幸被村人发觉，群起赶救，及至救回时，已在颈下留一抓伤，至老犹有显痕。稍长后即随屈家长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学会了各种农活，尤擅装车驾驭，故有人谈笑时戏呼为“车把式”。

艰苦的生活对望尘同志的一生影响甚大，使之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人民，慷慨好义，刚正不阿，喜施与，乐于救人急难的优良品德。他一生之所以能进步不已，由青年时代的正义、爱国、中年时的追求民主，以至老年时的积极拥护和热爱社会主义，并愿尽一切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效力，莫不与少年时的贫困、耐劳、并和劳苦大众密切接近有关。

屈家的商业因有韩良臣和许多伙友的共同经营，日益发展。良臣遂亦逐渐被提升为“司账”（会计）及“二掌柜”（副经理）。家中的情况亦随之好转。韩母得命望尘同志随屈家子弟到屈家所设的私塾中就读，在前清秀才米老先生的教育下，课读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从而开始学生生涯，逐步走上了知识分子的道路。

1905年清庭废科举，设学校，蒲城县成立了高等小学堂。望尘同志及时考入了该校，接受新教育。同班的同学有窦荫三、曹俊甫等。但家境始终还不很富裕，为减轻家庭负担，望尘同志又于1906年考入西安新设的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堂，以期获得一些公费补助金。在校的同学有曹俊甫、张永敷等。在师范学堂内，冬天在大宿舍中已很少有人住，多数的同学都各自找可以生火取暖的地方去了，唯独望尘同志还留在大宿舍内，仅有一床薄被和一条很小的狗皮褥子，晚间睡眠时，把被子叠成筒状，把褥子附在筒内，以之度过严冬，条件虽然艰苦，学习却更刻苦。望尘同志因提前离开了蒲城县立高等小学考入西安师范，故未能参加“蒲案”的斗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的第十二天（农历九月初一），中国同盟会发动了西安的“反正”起义，组成了秦陇复汉军政府。在此之前，望尘同志已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九月初二，秦陇复汉军攻打满城。望尘同志即遵从军政府的指示，偕同其他同学到东县门的军装局领取了枪弹，到街上站岗，保卫革命后的新秩序。九月初五，军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在西安的外县学生一律返回原籍，整理地方，改革县政，望尘同志即偕同在西安的蒲城县同学张永敷、窦荫三等返会蒲城。到县后，张永敷任财政局长，望尘同志和窦荫三同志均在财政局工作。不久后，清军分两路由河南、甘肃两省向关中反扑，秦陇复汉军分别迎击。陈树藩奉命为东路招讨使，进驻大荔设置粮台，组织七县粮秣供应。望尘同志和窦荫三同志即赴粮食台工作。年终时，战争平息，又一同返回蒲城县。

1912年春初，蒲城县立高等小学开学复课，校长由史建伯换成魏子京，魏为人不正派，不几天即去职，遂由望尘同志接任校长。学校教师中有冯勉之讲授国文、图画，张瑞卿讲授自然、生物，常铭卿讲授数学、历史、地理。

1913年韩良臣脱离屈家商店，自己另开了一个商店，家道更加好转。鉴于当时小学少，乡村学生就学困难，曾捐资为高阁村兴办小学一所。这时学风渐开，国内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之风甚盛，陕西留学日本的学生也很多。大家都认为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向日本学的道路亦将有成效，在此影响下，望尘同志遂商得其父同意，辞去小学校长职务，自费赴日留学，入庆应大学法科学习，同去者还有南幼文。

二

望尘同志正在日本就学时期，国内发生了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政变。蔡锷将军兴兵云南，揭起护国讨袁旗帜，发动护国战争。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各省齐声讨袁。望尘同志遂于1916年某月辍学回国，参加讨袁运动。⑴

袁世凯败死后，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为参加欧战问题，不恢复已解散了的国会和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又举起了护法旗帜，声讨段祺瑞所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陕西也掀起了反对仆从皖系军阀的督军陈树蕃运动，于1918年1月成立了靖国军，由于右任先生任总司令，井勿慕同志任总指挥。望尘同志与张瑞卿等均参加了第三路军曹俊甫任司令的第一支队。

自与第三路第一支队的杨虎城将军相识后，睹其为人忠诚，有胆有识，追求进步，倾向革命，又对知识分子特别敬重，遂与之倾心相交，成为终生的亲密挚友。

杨虎城将军所部的第一支队，原为陈树藩部下王飞虎团的第一营，弃陈而投入靖国军第三路后，被编为第一支队。但杨虎城将军第一次见曹时，发现曹俊甫待客的烟筒中竟有两种质量不同的香烟，即知其必不能成大事。而曹亦颇知杨之为人，恐难久居已下，故即派蒙俊僧为杨部参议，以监督并做杨的工作。但蒙俊僧至杨部后反与杨成为至交，积极为杨效力。望尘同志加入杨部后，更为杨特别礼遇，加之如宾友，日同吃，夜同眠，驰驱数载，从未受过任何军职。望尘同志在部队中则一方面与张瑞卿等组织“广益社”，向战士宣传中国政治形势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一方面又与王岐山、张瑞卿等对杨将军及重要将领讲述有关三民主义的著作，而被人们戏称为“翰林院侍讲”。⑵另一方面，则以家中财力慷慨资助杨将军；将其父经商所获而窑藏的银两挖出来为杨将军扩军、购械，补充军需。这些资助对杨将军所部的初期发展壮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故李元鼎生前曾对人说：“望尘对虎城太好了！”

自1918年初至1921年夏陈树藩逃离陕西，靖国军与陈军连年作战，杨将军所部的第三路第一支队号为劲旅。望尘同志与杨将军则时刻不离，在鞍马倥偬之中，时时论述革命理论和作战方略。相与切磋下一步的进行计划。至1919年以后陈军作战不支，请来镇嵩军、奉军及北洋军入陕支援，最后皖系失败，直系军阀吴佩孚派阎相文、冯玉祥率领大军入陕，陈树藩败逃，靖国军大部被收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由胡景翼率领出关。独杨虎城将军坚持要把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旗帜打到底。先是退至武功一带，送走了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先生；后又退至陕北，暂避敌锋，矢志练兵。望尘同志在杨将军撤去陕北以前，始终驰驱与共，在杨去陕北之后，则流在关中为杨将军担任了不公开的办事处长，对各方联系一切。

在此期间，张钫（伯英）曾拟作某项革命活动而缺乏军费，商于之曾为陈树藩管财政的张聚亭。张亦感到一时难与筹措，乃又商之于望尘同志。望尘同志本与张聚亭无较深关系，但听说是为张伯英筹措，即慨予一万元。张聚亭把一万元借款持交张伯英，伯英非常惊异而且感激，坚持要把自己所有的东大街一院街房（原北洋医院所在，即现在五一饭店所在地址）的房契送给望尘作抵押，表示以后有钱时一定要偿还。望尘同志坚决不要，张聚亭硬把房契撩下走了，不料时过境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英的兄弟张老六管家，硬是否认了这笔借款。望尘同志当时气不过，曾聘请律师与之涉讼法院。⑶但国民党的法庭，打了几年官司也不解决问题。幸而解放了，此事便也自然结束了。

1925年秋，陕西人民在全国人民反帝运动高涨下，掀起了驱逐直系军阀的爪牙陕西督军吴新田的运动。杨虎城将军率所部由陕北进至渭北，与孙岳将军所率入陕的国民军第三军合力击溃吴新田的部队。孙岳将军兼任了陕西军务督办，杨将军所部受编为第三军第三师，仍驻三原、耀县一带。望尘同志从此时起，遂公开为第三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为杨部联络各方进步力量和筹饷做了许多工作。⑷

1926年初，直奉军阀在帝国主义者撮合下，联合起来，并勾结各地军阀势力反对国民军，镇压反帝运动。吴佩孚支持的河南军阀刘镇华纠集镇嵩军在豫西打垮国民二军岳维峻后，即以陕甘剿匪总司令的名衔乘胜进入关中，企图攻占西安。杨虎城将军迅即率领所部第三师进入西安，与孙岳将军离陕后任陕西军务督办的国民二军李虎臣所率的陕西陆军第十师和卫定一所率的陕西陆军第四师一起，开始了著名的西安保卫战。在此期间，因军事紧急，望尘同志未及杨将军同时入城，但仍留在三原的第三师总部，为杨将军筹划粮饷及援助工作，共济难关。

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随即成立了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为副总司令。望尘同志立即参加了西安解围后的善后工作，并曾受军差委托与惠有光（驻陕总部政治处长），马文彦（苏联顾问团俄语翻译秘书）等同志一起负责接待陕北各界代表杜斌丞同志。从此时起，望尘同志即与杜斌丞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三

冯玉祥将军率国民联军东出潼关，策应北伐。杨虎城将军所部被编为第十路军随同出关。望尘同志仍留西安，为之办理后方事宜。

1930年冬杨虎城将军率所部讨逆军第十七路军返回西安，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望尘同志出任陕西省印花烟酒税务局局长。1932年2月，成立西安绥靖公署，望尘同志兼任绥署参议。先后数年间，他与南汉宸、杜斌丞等同志多方襄助杨将军，为之推荐许多进步人士出任县长，搞好政治；参加创办各种教育文化事业，并兼任尧山中学和靖国小学董事；以及举荐出国留学和培养进步青年等，均尽心竭力，很有成效。

九一八事变后，望尘同志深忧国事，对当时的倒行逆施愈加愤恨，与陕西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来往也日益密切。对一切抗日救国活动积极参加，对遇难的同志多方帮助。据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徐彬如同志回忆：望尘同志与武念堂、崔迭生、刘文伯、代铭九、景梅九等当时被社会誉为“八大家”。他们积极拥护党的统战政策，参加党的统战活动，对党在西安统战工作的开展有一定影响。

1936年11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南院门民众教育馆召开鲁迅追悼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驻西安的宪兵第六团横加干涉，多方阻挠。“西救”一方面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支持，杨将军除派人维持会场秩序外，还送了花圈，以表示对大会的赞许。“西救”另一方面又请“八大家”和一些社会名流参加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使反动派无法阻挡，大会开得很成功。1937年4月间，朱总、彭总等同志经西安出外开会，“八大家”联名具柬在地下党所设的莲湖食堂设宴招待。以后红军将领又对“八大家”作了回请。这些活动对团结西安上层人士，扩大红军影响，都起了良好作用。抗战期间，“八大家”在杜斌丞同志倡导下向陕北根据地捐献了大批书籍。当这些书籍用五六辆马拉车运到延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指示西安的党组织每月要和“八大家”见一次面以加强联系。

西安事变爆发之日，望尘同志事前并不知道。但在捉蒋之后，杨将军离开指挥总部第一个走告的便是望尘同志，一进门便说：“捉住了！捉住了！”望尘同志立即晓得是把谁捉住了，因为他们二人对于捉蒋抗日是早有同心的。捉蒋后望尘同志对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更是钦佩不已。在周总理初到西安时，杨在最初对放蒋的意见尚有疑虑。周总理即与社会各方人士扩大联系，曾两次到望尘同志家中看望，希望能帮助杨将军共同实现党的政策。⑺望尘同志也即帮助杨将军打消疑虑，赞同了党的英明决策。

四

西安事变后，杨将军被迫出国考察。望尘同志不避风险地积极参加十七路军的各项善后处理工作。对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用杨将军在行前拨出的一部分款项作为报社资金，改官办为民办，自任董事长，以李子健同志为社长，将报社由五味什字山东会馆移至北大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映民众意见，照常出版，尽力维持。又帮助《秦风日报》、《老百姓报》等进步报刊坚持印行。对杨将军的母亲和家庭尽力照顾。因之胡宗南的一些部下曾极力攻击说望尘同志是杨家的大管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杨将军因回国拟参加抗日战争被囚。望尘同志出于爱国，爱杨的心情，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愈加愤恨，对我党的抗战政策愈加同情，更积极地参加我党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各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帮助省委的机关刊物《西北周报》不断出版。对妇运会等救亡团体亦常以经济资助，使之坚持活动。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以后一年多的时间的会议，都是经常在望尘同志和李寿亭的家中举行。⑼望尘同志的女儿韩雅兰、儿子韩鲁、儿媳杨玉珊都是运动的积极分子。韩雅兰还曾一度去延安抗大学习，后因病回家，不久病死。

武汉沦陷，尤其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安和所有沦陷区一样，政局日益走向反动。望尘同志在政治军事各方失望的情形下，更多地从事文化和工商业的活动，以冀对抗日救国倾尽绵薄之力。他联合友好先后创设了阿房宫电影院、新华砖瓦厂、益生造纸厂、铜川的协建煤矿、眉县的笔铅矿和白水县的新生、新兴煤矿等许多发展文化和地方企业的厂矿，仍继续保持其父留下的春裕荣和春裕泰两个商店。其目的是：一方面发展地方经济，为日后的社会建设积累资金，一方面使反动派认为他弃政经商，无政治欲望，借以掩护一些进步活动，而使一般人认为他是个大财主，必不会做危险事情。但实际上却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周总理首先介绍他与林老相识。林老以后又介绍他与周子健同志结识。过去与党的关系仅系私人友好，这时已变成与党组织有了联系。当时西安的收音机还很少，望尘同志家中也没有过。有一次家中突然添了一个收音机，孩子们都喜欢的不得了，以为可以时时收听广播了。但过了几天尚未装好电源，那个收音机却不见了。过后才知道那是给延安的电台买的，那原是一个里面的真空管可以装配收发报机的高级收音机，已被人带往延安去了。

1938年日寇初犯河南，危机西安时，许多人家都往西南逃迁。望尘同志独将家属送往三原县的东李堡。他说：三原去陕北比较方便，关中如不守，他便偕家属移居陕北。日寇暂止河南，关中形势稍见稳定之后，他又将家属迁回西安。1944年关中再度紧张时，他便将家属送往耀县和富平县的庄里镇，准备由那里去陕北更方便些。在此期间，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曾数次派人劝诱他，愿以恢复党籍的名义，给他以老党员的待遇，请他加入国民党。他均以自己只参加同盟会，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不能享受恢复党籍的优待为借口而婉言谢绝了。他不但自己不加入国民党，而且经常告诫子女们：“咱们家绝不能出个国民党员，更不能出个三青团员。”可见对当时的国民党痛恨之深。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后，国内形势更趋复杂。随着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高涨，望尘同志更积极地投身于我党领导下的陕西民主运动。1946年2月西北民盟总支部在望尘同志家中（二府街4号）秘密召开成立大会，望尘同志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中也成为杜斌丞、杨明轩等同志的经常聚会之所，并多次接待中共和民盟的过往人员。民盟中央委员高崇民同志就是由望尘同志家中转至望尘同志任董事长的铜川煤矿，再经煤矿工人同志的帮助转往陕北的。还有贾拓夫和刘庚同志都曾在望尘同志家中躲避过敌人的追捕。

旧政协会议甫告结束，国民党即决心掀起内战，悍然撕毁政协决议，立即在国统区发动反共高潮。3月1日西安反动当局组织了反动的游行，捣毁了《秦风工商报联合版》的营业部，随即又制造事端，企图扼杀西北人民的喉舌。望尘同志不畏风险，积极参加杜斌丞同志组织的各项活动，不仅在张凤翙领衔发表的抗议电上署名，还亲自前往报社慰问，并送去款项，支持其坚持斗争。

5月1日李敷仁同志遭绑架后枪杀于咸阳原上。杜斌丞同志的家门口已有监视，出入不便。二府街4号门的左右也有特务安排监视的小烟贩。望尘同志外出时，也有人跟着盯梢，家中不时还有投来的铁血义勇军署名的恐吓信，但望尘同志仍坚持斗争，不稍畏缩。

望尘同志与杜斌丞同志既不便亲自接触，中间的联系只能由爱人承担。杜家也只能由杜良明同志来韩家送“民主报”或送话。1947年3月21日杜斌丞同志被捕，次日清晨，杜家长媳即来报知。望尘同志立即约同数人致电徐州杜聿明进行营救。10月7日杜斌丞同志遇害，杨明轩同志也离开西安前往陕北。其他许多同志的遇害和他去，使望尘同志更加深了对反动统治的愤恨，更坚定了依靠共产党坚持反独裁、反不民主的初衷。

自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离西安后，党中央社会部即时派人来西安工作。这些被派来的工作人员虽曾多次更换，但与望尘同志的联系从未中断。解放前后与望尘同志联系的是赵子芳同志。望尘同志则利用自己在社会上活动的方便条件为党工作。其中主要是利用积义兴银号为党作汇兑往来的经济周转，并代购所需要的物资等。凡由上海汇来交望尘同志代收的款，都由积义兴银号代收代存，或代买黄金、棉纱等存储备用。如需款时则由积义兴银号代为售出，将款交付望尘同志交给某人或积义兴银号代汇某处。直到距解放不久之前，赵子芳同志因暴露离开西安时，才将这种联系结束。⑽后悉赵子芳同志所经管的主要是陕西省委的经费。

西安解放前夕，胡宗南逃离西安时，曾拟将望尘同志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胁迫带走，后又列入黑名单中，拟在放弃时予以残害。幸望尘同志早有准备，预先避居西京医院，始免于难。

五

西安解放后，望尘同志被任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1950年初送母柩回蒲城原籍安葬时，即将其父老年时在家中窑藏的财物挖出，共计银元800余枚，银元宝、银锞子和金叶子各若干，命其弟韩昆献交给蒲城县人民政府。⑾

1951年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望尘同志首先认购一万份，其他著名民主人士也争相认购。但到交款时亦有因困难而求减购者。望尘同志则独坚决出售房地产和家中所有财物，商店存货，甚至借债，倾全力把所认购的一万份如数交清。接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望尘同志又变卖家中财物，为购买飞机大炮捐献一万元，其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是尽心竭力而为之的。

望尘同志的慷慨好义和对朋友的忠诚也是很少有的。只要是经与往来的座上客，无论是谁，个人或家中有了困难，如患病、缺粮、墙坍、屋漏等情况，只要在望尘面前稍露声色，不出一二日准会派人送去所估计的钱数的。至于对被捕或遇难同志的援救所需，或对其家属的资助，更不用说了。

无论在土改、镇反、三反等历次伟大运动中，望尘同志都是积极参加，带头行动。特别是土改运动刚一开始，望尘同志立即动员其弟韩昆热烈拥护土改政策，诚心接受土地改革，一切遵照土地工作组指示执行，并表示决心不再过剥削生活。继在工商业调整中，对党的关于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衷心拥护，让他所有的春裕荣纸店成为西安商业批发行业中首批接受改造的一个。

1953年韩望尘前往东北探亲，路经北京，被邀列席最高国务会议，经陈云同志介绍与毛主席见面。接着毛主席又邀请十几位工商界人士在丰泽园座谈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望尘同志亦被邀在内。党中央的关怀，使望尘同志更加积极地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年10月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委员会代表大会时，被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民建陕西省工委成立时，被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1954年望尘同志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推为陕西省人民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言：热烈拥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宪法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规定，他指出这给所有私营工商业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光明远大的前途。他代表陕西省和西安市全体工商业者坚决表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家建设任务，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1955年，望尘同志被选为西安市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不久后又任西安市副市长，主管工商业方面的工作。以他的实际职务为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⑴、⑷西安统战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关于韩望尘同志的政治历史情况》

⑵米暂沉《杨虎城传》第9164页

⑶解放前的西安法院和南京最高法院均有档案

⑸、⑹《革命英烈》1983年第1辑24—31页

⑺据杨虎城将军当年的随从副官李慕愚同志的回忆

⑻《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第161页

⑼据贾拓夫同志在北京见韩老的子孙韩望德时和刘庚同志解放后至韩家看望时所谈

⑽《西安文史资料》第7辑第182—183页

⑾据蒲城县人大副主任刘友珊同志和政协委员王圣域同志回忆

⑿《新华月报》1954年第10期第27页

贺志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