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按照民建西安市委会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安排，我们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家属等形式广泛征集线索，整理编写了李象九、窦荫山、韩望尘、董林哲、黄彦儒五位西安民建先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故事，得到了广大会员的好评，史料也同时入选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编撰的《西安多党合作溯源-历史记忆》一书，展现了西安民建为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凝智聚力、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反映了西安民建同中共西安市委肝胆相照、风雨与共的光荣传统。为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深刻蕴含，讲好西安多党合作故事，我们陆续将五位先贤的事迹及相关文章发布到我会网站，以飨读者。

回忆五十年代工商界几件事

根据黄彦儒生前口述整理

评定税收  培养税源

50年代初的西安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而当时的工商业者，大部分帐薄不健全，很难依此作为缴税的依据。面对这种状况，市税务局同市工商联研究决定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由市工商联和各行业公会分别成立税收评议委员会。市评委会根据市税务局的任务，给各行业公会评定任务。在评定任务时，首先把本公会全体会员自己报来的数字加以综合，再与市上评定下达的任务比较，看有多少差距，这样对会员评议时，心中就有数了。然后参照会员户自报营业额和评议会了解掌握的经营情况，一家一户的进行评议。因此税收评议工作，既是很复杂的，又是很细致的。我记得税务局在每次评议时，总是强调：你们既是评定税收，又是培养税源，同时还要负责督促税款入库，因此评委会一定要认真负责做过细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税收负担比较合理，避免畸轻畸重的现象发生。

我是市评委会的委员，又是丝绸呢绒布匹颜料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绸布业公会）评委会主任，当时税收是季度预交，每年分初评和复评两个阶段，即上半年和下半年。每次评议，都得廿天左右的时间，且夜以继日，经常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大家总想使评定结果比较公平合理。但因为这项工作，牵扯到每个会员户的切身利益，所以总有会员认为给他评的不合理。还有少数会员，往往在评议期间，到会闹事，按当时的说法，就叫“大闹评议会”。在我担任绸布业公会评委会主任期间，就发生了两次。

一次是上午，评委会正在初评，公会前院来了四、五十人，吵着、喊着要见我（这次闹事，我事先有所闻，所以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当时我正主持评议会，听到外边一片喊声，马上站起来说：“评议会照开，评委一个人都不要出去，我一人去。”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今天一定要用讲道理，摆事实的办法，稳定这些人的情绪，化解矛盾。把这些人让进会议室后，我问：“是不是评税的事？”他们说：“还能有什么事？”我说：“评税现在还在初评阶段，尚未公布，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干什么，跟你们打招呼来了，你们这次再给我评得不好，就小心着。”这时我笑着问：“你们说再评不好，这个“好”字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没答复。接着我又问：“你们所说的好，是不是要评委会评的与你帐面一样就算好？”他们不吭声。这时我问一位经理：“你店半年的真实营业额是多少？”他答：“申报过了！”我说：“我问你真实数字是多少？”他不吭声了。我又问了几个商店的经理和会计。问答和上面都一样。这时我转向大家说：“你们都看见了，听见了吧！经理、副经理，尤其是会计都说不出他们的真实数字，我们评委会只能参照你们的自报数和了解掌握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怎么能评得和你们帐面上一样呢？现在是这样办可不可以？你们都签个名，回去把你们真实帐簿拿，来经评议研究后，我给市工商局和市税务局说可否按你们的帐面征税，但要把真帐拿来。”这时院子里站的人，慢慢往外走开了，在会议室的人，语气也变了，就说：“黄主任不要生气，咱都是同业么，我们来是希望评得合理些。”一边说，一边往外走。这几十个人的事情虽然初步解决了。但公会的会员约有二百多户，对其他人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评议还是难安宁。因为评议会内一位张副主任在一些问题上和其他委员看法不一致。据说，张副主任和今天来的会员中的一部分人联系密切，因此，如果能在领导成员中达成共识，工作就好做多了。

在当天的评议会上，张副主任和我对另一户的评议发生了矛盾，当即退离会场走了，随后李隆同志和我商量，叫人请他回来，这时我亲自到他店里去，人已回老家了，我请他们副经理去，无论如何要把他请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到公会去，人还没回来。我留了个话，“他回来后，到公会叫我。”我到公会时间不长，他们来了个店员说：“经理回来了。”我说：“好，你回去，我就来。”我见了张副主任，说：“咱们以往关系都不错，你咋来了这一下，现在不说了。我掏腰包请你们到义祥楼吃羊肉泡馍。”在吃饭时，我说：“昨天我的态度不对，向你认错。但你在会场拧身一走，就更不对了。”接着我问他：“共产党好不好？”他说：“你问这干啥，谁说共产党不好。”我又说：“你拥护不拥护？”他说当然拥护。我笑了，说：“既然你说共产党好，你也拥护，那么为什么党交的工作你甩下不干了呢？”这时他也笑了。我说：“快掰馍，一吃一喝，走，到会里工作去。”后来，张副主任和我一起走访了很多会员，征求意见，并希望他们会后支持和帮助评议工作。通过这件事情的解决，端正了部分会员对评议工作的认识，化解了与张副主任之间的矛盾，对工作的促进很大。它不仅使每次税收评议顺利进行，而且使过去的一家二户缴税，变成了集体缴纳税款。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市税务局再次称赞，同时也为全行业各公会的工作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抗美援朝   捐献飞机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不顾中国人民一再提出的严正警告，越过“三八”线，把侵朝战火烧到我国的东北边境，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

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对侵朝美军展开了有力的反击。我国各民主党派完全拥护这一正义行动，并决心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神圣使命出力。

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半个月后，市工商联召开捐献飞机大炮动员大会，我当时是绸布业公会的常委，抗美援朝小组组长。公会派我参加捐献会。在走之前，我与主任委员蔡访九说：“这次捐献，是我们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也是爱国的表现。志愿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我们应该报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态度，对待这次捐献。”蔡主任说：“对，你去看着办，捐多少，我都支持。”所以，我是报着为抗美援朝出力的目的去参加捐献的。

当会议进行到捐献时，我首先发言，讲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后，代表绸布业公会全体会员捐献飞机一架。那时，西安市约有五、六十个同业公会，还有一个大华纱厂。捐献的任务是飞机11架，大炮一门。我们一个公会捐献飞机一架，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第二天《群众日报》作了报导。会后，我向公会主任作了汇报，随即召开主任会，会议同意捐献并根据公会掌握的资料为依据提出给会员分配的方案。第四天，先后召开常委会和全体委员会，会议同意分配方案并决定召开全体会员参加的认购大会。认购大会由蔡访九主任主持，由我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分配方案，然后分小组讨论。在讨论中，绝大数会员是同意的，但也有极少数人有意见，经过个别交谈，说服教育后，又进行大会表决，最后，分配方案得以全体鼓掌通过。会后，即以小组为单位督促交款。是年国庆节，我光荣赴京参加国庆献礼，当我走时，捐献已入库近14亿元（旧币），占应入库15亿元的百分之九十多。

在北京期间，中央统战部召集参加观礼的各地工商业者开座谈会。李维汉部长在讲话中说，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全国各地工商界与其它各界一样，表现得很好，现在的任务，就是抓紧督促缴款。会后，我给蔡主任写了信，传达了李部长讲话精神，并请他给市工商联领导汇报一下。我在京参加了有关部门召集的座谈会，于10月15日以后才回到西安，这时我们公会已超额4000万元（旧币），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通过这一事例说明，我们绸布业公会全体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并能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心愿。

对私改造    带头转业

1953年12月，在民建西安市分会召开的有会员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大会上，分会主任李象九同志传达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李维汉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说：“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对此，我们与会人员体会很深，深受教育和鼓舞。也明确了自己在过渡时期的地位、作用和前途。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汪锋部长，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崔一民部长先后向工商界作出贯彻总路线精神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使大家认识到：一定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爱国守法，接受限制；努力学习，认真改造，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而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在国营批发商业日益发展并逐步扩大和巩固国营商业领导地位的形势下，私营批发商的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绝大部分经营发生困难。私营批发商业的路在这时只有一条，就是适应形势、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当时市政府也为私营批发商转业制定了措施和办法。于是我就和几位同业研究以商转工，先后共联系了颜料棉布批发商共11户，资金共计旧币40多亿元。在转业酝酿过程中，虽然我们都认识到转向工业生产，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可以为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光明大道创造条件。但是由商转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大家在思想上存在很多疑虑。有的认为我们没有技术和工业管理经验；有的认为自己年龄大了，怕得不到适当的工作；有的感觉人多不好安排；有的顾虑资金万一不够，搞不成咋办？还有的人留恋自由市场，认为自己商号牌子老、资本大、旁人没生意、我还可以作，不如缓一步再看。这一系列的问题，致使畏首畏尾，摇摆不定。

民建西安分会这时从各方面给我们很大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召开了一次转业户负责人座谈会，并邀请市委统战部崔一民部长到会给我们作了具体的指示，从而给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消除了思想疑虑。此后不久，中共市委召开对私改造大会，由陈元方同志作报告。会前陈元方同志见了我，问我转业进度，我简单做了汇报。接着陈在会上作报告中插话说：“方才我见到了黄彦儒先生，他将转业情况向我谈了一下，他这样做好，我们支持。”陈的讲话，对批发商业转业是一次很大的鼓舞和促进。通过座谈会和这次报告会，坚定了我们转业的意志，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同时也认定由商转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有决心，有勇气，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筹建黄河棉织厂

在我们研究转向什么行业时，大家认为：绒衣、运动衣、汗衫等各种内衣，为广大人民所需要，同时西北是重要的产棉区，又有纱厂，就地取材，不但成本低，而且省时省事，较为符合我们当时具备的条件。因此我们就初步决定筹建一个内衣针棉织厂。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吸取经验，组织了3个人去上海参观学习。

从上海参观回来后，参观者向我们介绍了情况，这就更坚定了大家转业的信心。随即开始研究清产核资、推销商品、集中资金以及多余人员如何安置等问题。正在这时，赵蔚林同志所经营的黄河毛巾厂有8部毛巾机，决定扩大生产，已吸收了6家纱布批发商转业。市委统战部建议我们两家合并，就能筹建一个中型厂。我们两家都同意合并，并认为这两个业务相近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减少一个漂染车间和许多不必要的重叠设备。同时，我还认为，赵蔚林同志有工业管理经验和技术才能，两家合并后有希望走上公私合营的路子。最后双方同意合并，并申请公私合营。西安市人民政府在1954年2月11日批准了我们的申请——筹建公私合营黄河棉织厂，并宣布西安油漆厂书记兼厂长冯宝仁同志为黄河棉织厂公方代表。我们劳资双方听到这个喜讯后，兴高采烈、欣喜若狂。接着就成立筹备处，冯宝仁同志为主任，赵蔚林和我为副主任。从此，我们在冯宝仁同志的带领下，开始了筹备工作，一方面抓紧清理存货、集中资金、一方面筹备建厂。我们全体私方一致表示，一定要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加强改造，争取为国家多做贡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55年3月，黄河棉织厂正式建成投产。当时有20台毛巾机、48台床单机、4台提花机。这在当时，就是一个较大的棉织厂了。现在回想起来，黄河棉织厂从选址、征地、建厂到投产，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之所以能这么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冯宝仁同志领导有方；二是党对私方代理人的政策落实得好。例如黄河棉织厂的私方人员到投产时约50余人，其中就有15人被安排到厂级和科室负责人及车间主任的岗位上。人心顺，工作就能顺利开展。

筹建光明电影院

在我筹建黄河棉织厂的过程中，先后又有17家土贸、杂货、文具纸张、药材、茶叶等私营批发商找我商谈转业问题。他们的本意也想转到黄河棉织厂，但当时黄河棉织厂已经政府批准公私合营，资金按计划已筹备妥了。我就同他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筹建电影院，即现在的光明电影院。17家转业户委托我为代理人，与各方面联系转业问题。

根据十七家送来的资金负债表、资金共计约100亿元（旧币），其中现金约65亿元，其余均为房产折价。我随即向市委统战部作了汇报，得到崔一民部长和黄河棉织厂冯宝仁同志的支持。接着就向工商局、文化局等有关部门申请转业筹建光明电影院，很快收到批复准予建立。我们立即成立筹建处，大家推选我为主任，焦敬铭、马兆谦两同志为副主任。又成立了基建、财务两个小组，并明确了各组的任务。基建组主要负责全部基建工作。如选址、征地、联系基建事宜；财务组主要负责清产核资，督促推销商品，集中资金等事宜，筹建工作开始了。影院究竟设在哪条街？经过与有关方面联系，认为南大街没有影剧院，就选定了南大街203、204、205号为院址，随即办理征用手续。在南大街派出所等有关单位的帮助下，很快搬迁完毕。决定由西安市建筑设计院进行设计。正好这时市建筑公司进行包工包料试点，经有关部门介绍，把建院这项工程作为试点交给市建筑公司。为了争取时间，我两天两夜没休息，绘出影院设计示意图提供设计单位进行参考，并要求设计单位尽快拿出设计图纸，以便建筑单位签订合同。

建院征地，拆迁都很顺利，但在着手基建时，却遇到了几个难题。其一是影院布局形式的问题。因为事先不了解城市规划方案，南大街要拓宽到60米，这样我们可征的地成了东西短，南北长形状。如按原定的坐西向东，深度不够，如坐南向北，临街像一座仓库，影响市容。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用缩短剧场深度，加盖二层楼的办法予以解决。其二是如何安排转业人员并减少开支问题。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资金少、人员多，转业职工共有600多人，每月工资支出需要3亿多元（旧币），一年就得40多亿。这样已筹建的资金就要花去一半，怎么办？一是请示领导，二是依靠群众。我带着这个问题向市委统战部和工商局请示，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剩余人员一律由工商局安排，但要逐步安排，不可能一次解决。同时我们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节约资金的问题。有人提出向黄河棉织厂学习。黄河棉织厂的办法是停薪留职、子女顶替、降低工资（当时转业人员一律降为115个工资分，我的工资关系在黄河棉织厂，记得每月工资合人民币31元多）。最后经群众反复讨论，决定所有转业人员，不论原工资多少，一律每月130个工资分（比黄河棉织厂多15个工资分，原因是黄河棉织厂已经走上公私合营了）。转来职工这种一心创建影院，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后来除个别人自动回家和有些年老的同志由子女顶替以及影院安排十几人外，其余人一律由政府做了安排，没有一个因转业而失业。在黄河棉织和光明电影院安排多余人员问题上，市工商局刘升昌局长给了大力的支持。都是在政府支持和17家转业户的努力下逐个得到解决的。影院建成后，尚余20多万元（新币），经大家研究，给黄河棉织厂投了18万元。

在筹建影院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节俭办事原则，除了降低职工工资外，在建筑材料上也是尽量节约。例如加盖二层楼，下边没钢柱支撑，设计单位提出不用柱子而用钢梁，既美观又不影响后排观众视线。这个办法好是好，但需耗费25吨钢材，增加10亿元（旧币）的开支，我不同意，张锋伯副市长也表态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就这样定了，在费用开支上我们不乱花一分钱。影院建成后，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由会计将帐目作了详细汇报，股东们非常满意，会后看了电影。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光明电影院于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正式开业。基建时间不到一年，符合快省原则，质量和设备在当时看来，可算是第一流的。它的建成开业，对活跃我市的文化事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是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应有贡献。我们集资创建光明电影院，在西安市先走了一步，树立了榜样，一些措施和办法，对其他的集资转业也有一定的启示。

（责任编辑：民建西安市委会康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