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按照民建西安市委会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安排，我们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家属等形式广泛征集线索，整理编写了李象九、窦荫山、韩望尘、董林哲、黄彦儒五位西安民建先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故事，得到了广大会员的好评，史料也同时入选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编撰的《西安多党合作溯源-历史记忆》一书，展现了西安民建为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凝智聚力、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反映了西安民建同中共西安市委肝胆相照、风雨与共的光荣传统。为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深刻蕴含，讲好西安多党合作故事，我们陆续将五位先贤的事迹及相关文章发布到我会网站，以飨读者。
一个辛亥老人的回忆（三）
贺志云、窦培桥根据窦荫三先生生前口述整理
导 读
窦荫三，一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老人。“蒲案”“辛亥革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等重大事件，他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一生坚持两个字，一个是“早”字，一个是“勤”字。中国历史从他眼前走过，太多的历史谜题随着他的逝去而永远消失掉了。他的人生是英雄的一生，他的人生是堪称传奇的一生，这位传奇的世纪老人，也许我们会永远铭记，也许我们会暂时忘记，但是历史会让我们民建人怀念一位享年102岁、名叫窦荫三的民建先贤。本文是贺志云先生、窦培桥先生根据1987年一个近百岁老人的口述整理，以飨读者。
兵变后韬光隐晦：险象环生如履薄冰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2月12日早8时多将蒋介石由临潼押到西安，住在新城。第二天，陕北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到西安，先召开张扬两部干部大会，讲了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意义，又专门给两部高级将领们讲解了中共中央对解决此事的态度。我在这几次会上首次与周恩来相识，并亲聆周公教诲，他的学识和风度令众人折服。张扬接受了陕北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与南京方面商议，只要共同救国，立即释放蒋介石。于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去后不久即将张学良将军扣押；1937年2月间，南京发布命令，撒销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改编部队；到6月间，杨虎城被迫出国，到欧美考察。
杨将军即将出国，我们许多部属前去上海送行。临行前，他专门约见我，嘱咐在他走后，要我注意办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协助张永敷办好他所创办的尧山油厂；第二件事是管好他所办的勿幕图书馆。
蒲城县的尧山中学，原是杨将军任陕西省主席时，为了发展陕西省的教育，特别是因为关中东北各县的教育较其他地区落后，首先在蒲城县设立的一所中学。鉴于过去各中学的经费由政府拨付之不可靠，思为学校办一个以生产养学的工厂。一边学校的经费来源不致受到政治或军事变化时的影响，一边也为方便农民，遂创办了尧山油厂，厂址设在咸阳，考虑的是可以就近收购泾惠渠所产的棉籽，并以解决棉农所产棉籽的销路问题，且有咸铜铁路运输便利之故。但当时全部计划尚未完成，而他又要出国。原任经理张永敷年老多病，故命我多加协助。勿幕图书馆设在尧山中学内，也是杨虎城将军亲自创办，但因相对学校而言，属于另一个单位，故亦命我多加照顾。还一再叮嘱我要多多关心一些离开部队的十七路军部属的生活，尽力帮助。后我筹资在大荔县购地300亩，以土地出产收入作为尧山中学和勿幕图书馆的部分经费，尽力维持。这块地被人称为“尧幕学田”。
杨将军原计划设立的尧山油厂共有三个，除咸阳外，还有原拟在渭南设立的一个厂。杨将军出国后，在渭南设厂的计划当然难再进行。但渭南县的厂址已经购妥，且已盖好房屋数十间。我遂与李百朋(渭南人，时任电务处长)联系，将渭南的厂址改建了渭南象峰面粉厂，我担任董事长，李百朋任经理。
遵杨将军指示，在我们部队缩编为三十八军，由孙蔚如将军率领奔赴山西中条山时，我没有随部队同行，而是留在了陕西，继续做一些事情。1937年，在尽力做好杨将军所嘱事宜外，我还担任了西安红十字会常务理事，参与了慈善事业，直到1955年。除处理日常会务外，于1951年以售出西一路汽车修配厂地基的代价，负责为红十字会医院修建了西安市属医院的第一座门诊大楼，即现在的西安市中医医院门诊楼，系文革中与红十字会医院互换了院址的。
1938年中期，先雷夫人不幸因病去世。次年初，续娶宋氏玉英 (婚后改名为宋彤三)为妻。夫人原籍辽宁沈阳市，燕京大学学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书。其父先后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俄语翻译，随东北军来到陕西。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五十年间，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给了我许多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后，她参加了妇联工作，并曾任区政协委员。1956年、1957年两次作为陕西省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57年任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大会作书面发言)，受到了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40年，张永敷病故，咸阳的尧山油厂也完全由我负责。尧山油厂原为杨将军独资设立，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规定不许独资经营工厂。于是我向十七路的僚属和旧友筹集资金，扩大组织。邀请杨将军旧部韩望尘、孙蔚如、韩寅生、孙辅丞等分别认股，组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将尧山油厂改名为咸阳裕农油厂，并推举杨将军之弟杨茂三为董事长。意在有朝一日将军回来时，可以看到，这个厂仍是按他的意志所办，而且所有的股东全是十七路军的人员，这里一切事情的处理仍是可以由他决定的。这个厂由成立到解放后，曾为泾阳、三原、高陵等县棉农所产的棉籽大大解决了销路问题。1950年杨拯民回西安来看我时，我即提出这个厂应交政府接收的问题，拯民极表赞同。后经西北贸易部于部长指示，在清产定股后，按公私合营处理了。尧山中学和勿幕图书馆，也于解放后交由蒲城县人民委员会接收。
1942年，赵寿山去陕北后，胡宗南的军法处要我到军法处谈话，说咸阳裕农油厂有赵寿山的股金问题。我接到这封函后，便与当时在红十字会任职的马彦翀、贾友三、刘印初等人商议，去军法处否?他们一致建议我回信一封，不去为好，免遭陷害。于是马彦种代我回了信，后一直未见下文。
1943年，蒋鼎文、谷正纲主持了陕西军政各方大权，因为我和杨将军的这种关系，各方反动势力企图迫害于我，后经一些朋友从中调解说请，并送以贿品方了结此事。
1946年元月，胡宗南派人给我送来请帖，在家设宴。当时杜斌丞、王菊人已先后被捕，所以我非常清楚这是一场“鸿门宴”，同时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于是带全家到咸阳农村躲避了数月。时过境迁，最终得以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杨将军出国后，原十七路军不少的部属大都无事可干了。为了免被敌特疑忌，并为寄托生活，再为社会多做些事，大多投身工、矿商业以求隐晦藏身。在此期间，韩望尘同志担任了铜川协建煤矿公司、眉山笔铅公司和西安新华机制砖瓦公司的董事长；我担任了西安集成三酸厂、渭南象峰面粉厂的董事长和咸阳裕农油厂的总经理；王觉先担任了白水新兴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加上华西制药厂的经理李子舟，集成三酸厂的经理张希仲，象峰面粉厂的经理李百朋等同志。我们共同协商，为了在经营上互相帮助，在经济上互相协助起见，又联合集资在南大街创办了一个积义兴银号，并附设了一个十三矿联合办事处，由韩望尘任董事长，我和张礼堂任常务董事。这个银号在解放前开办了七、八年，不但为以上这些厂矿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还为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完成了许多任务，并为解放后的商业工作培养了许多干部。解放后，因没有固定财产，于是停歇解散，但所有人员大多转入中国人民银行和百货、外贸等公司，许多人成为了中层干部，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
服务人民抗美援朝：党和国家的关怀信任
1950年，为了响应党对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的号召，我在西安东大街尚俭路口的佛化社旧址内，办了一所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由我出资修理教室，购买桌椅、教具，并提供教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我的夫人宋彤三亲自到学校担任数学教员，其他各科聘任老师也多为我的亲属。初办时，只有两个班，以后逐渐增加到五个班。1958年初，碑林区工商联主任黄彦儒同志想办一个学校，来和我商量。我问他校址设在哪里?他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提出可以利用我办的业校，日间做小学，课后做业校。就这样，业校和小学合办了两年。到1959年后，业校学生渐少，遂成了完全小学。以后这所学校交碑林区教育局，改为现在的西安市碑林区立新小学。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不但自己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还动员各界朋友也积极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还几次参加了“西安各界名流义演大会”，为抗美援朝尽了一些绵薄之力。
西京国货公司是在杨虎城将军和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的倡导下，于1933年发起组织，由张定九负责筹备，于1935年5月正式开业的。该公司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宗旨，采用新式经营管理办法，摒弃旧的商业陋习，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组成。首先召开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再由董事会聘定经理，明确公司的各部门的职责，建立较健全的各项制度，实行明码标价，做到童叟无欺。所经营的国货，品种繁多，门类齐全，实为西安当时最大的一家新型商店，影响甚广。进入抗战时期，国产货源减少，又挖掘出本省及西北各种土特产推销供应，补充当时的军需民用，对活跃后方经济，支援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原任经理张定九因事辞职他去时，却轻率地把经理职务交给了杨北海。又因杨北海的生活腐化和用人不当，以致公司的业务不振，逐步亏损。到了解放初的1950年已不能支持，竟提出了关闭解散的办法。我原一度曾任过该公司的董事长，对于内部情况比较了解。最后一届董事长由韩威西(曾任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继任，对于杨北海的种种作为竟无能为力。我遂和一些董事相商，坚决主张召开董事会再作研究。在多数董事均不主张解散而又无人能胜任经理一职时，我临危受命，被推举担任了这个职务。经我的认真整顿和以身作则，早到晚走，与全体营业人员同甘共苦地工作，一年之后公司又逐渐恢复生气。更因得到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使业务进一步扩大。又乘时吸收一个张姓股东，用一半付现金，一半人股的办法收购了张姓在东大街所有的由金城银行修建的一座楼房，遂将公司迁至东大街，业务更加兴旺。我将这个公司经营到1954年。1953年，政府号召公私合营，方仲如市长亲自参加我们公司的座谈会，我首先表示愿意把公司改为公私合营，得到方市长的赞同后，我就立即申请办理合营手续。1954年2月，市政府批准了我们的申请，使西京国货公司成为西安市第一个公私合营的商业公司，以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已经六十岁了，蒙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关怀和信任，任命我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又被选为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安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安市政策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市政协常务委员，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西安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59年冬至1960年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各民主党派“神仙会”，我也被邀参加了，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李维汉部长的亲切接见。以后也曾作为各界人士的代表多次进京参加全国性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些更增加了我的报国之心，我只有感激奋发地为国家再多尽些自己的职责。
几件小事：轻描淡写更显英雄本色
还有些小事我也想讲一下：
1937年，杨将军出国后，我私下藏了七只手枪，意在有朝一日杨将军考察回国参加抗日，可随时供他使用。国民党当局因我的身份怀疑我藏有枪支，曾多次追询，我均未应承，讲“脱离军政，无需枪支。”1949年5月西安解放，7月将军之子杨拯民回西安来看我，我即交给拯民，由他交公了。
我于1950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会。1950年李象九到北京见到南汉宸同志，南汉宸问起我的情况，李象九即把我担任西京国货公司经理一事相告。1951年，民主建国会在北京开会时，史唯然同志电话紧急通知我，立即赶赴北京，说他们已把入会手续替我办好了，这是南汉宸同志的意见。后我还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经过。
1954年西安市成立工商业联合会，这时西京国货公司已经公私合营，而工商联仍选我为副主任委员，我一再请辞，而西安市工商局刘异昌局长一再敦促，我只好到会任职。这又是我参加工商联合会的经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我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竟成了工商界的代表了。这也是世事所致吧。
1955年，南汉宸同志因事来陕，约我和韩望尘、孙蔚如、赵寿山在西安相聚。老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识以后的点点滴滴，到十七路军这支部队的前前后后，感触颇深。我们一起拜谒了杜斌丞烈士墓，遥祭先生在天之灵。1961年，南汉宸再次来陕，又是我们五人相会，除了共叙友情外，我们还一同拜谒了杨将军陵，缅怀将军的丰功伟绩。回忆往事，令人感叹不已。
十年浩劫中，我虽然也和许多老同志、老朋友一样，遭受了多次冲击和迫害，但我觉得这只是一时的混浊，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必有澄清之日。猖狂的分子虽然恶毒地围斗我，我只觉得那是一派胡乱编造的妄加之词，心中从不为此所动。他们说他们的假话，我一概置之不理。所以曾传出一个笑话，说是许多人把我围在中间，慷慨激昂、大声呐喊地苦斗了几个小时，却听见一阵鼾声不断传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我坐在被围中间的小凳上丢盹呢，批斗会也随即宣布解散。这也确是事实。因为我听见他们指责我的话，都是与我无关的、莫须有的事情，我何须放在心里，倒不如他们斗他们的，我养我的神。果然，十年的混乱后，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一切重复振兴，我也先后恢复了一些政治职务。1981年10月，我作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赴北京参加“全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年92岁，是当时与会人员中最年长者。邓小平同志还亲自看望了我，并关心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使我非常感动。1986年10月赴京参加了“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同年12月，作为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又赴京参加了“全国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这一切都使我深深感觉到了党和人民对我的极大信任和爱护，令我不胜感激。我虽已年近百岁，自觉身体尚好，仍当尽此余年，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再竭尽所能地努力，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早”“勤”“公”：三个字才是人生箴言
以上所述，仅是我活了98岁，经过了满清、民国和人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将近百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最近有人戏称我是“三朝元老”，并有人常常问我：“你能活到这样的高龄，身体还这样的硬朗，精神也这样健旺，其中都有些什么养生秘诀?”我也就此给大家谈谈。
我的养生之道，没有什么秘诀，最主要的是要“豁达大度，顺其自然”，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可以说是健康之本。什么事都放在心上，斤斤计较，活得就太累了。同时生活要有规律，坚持两个字：一个是“早”字，一个是“勤”字。我自幼时上学起，即自觉地坚持一个“早”字，一定要早睡早起，决不迟到早退。以后进入社会工作也是如此。自追随杨虎城将军后，除转战于豫、鲁、皖数年外，其余时间大多在西安，我始终坚持一个黎明即起的习惯。起床之后，立即做一些洒扫清洁的活动，然后按时工作。我健康的得益之处首先在这个“早”字上，因为我一早起来，就能比迟起的人多吸些新鲜空气，自然于健康有益了。另外我又坚持一个“勤”字，决不松懈懒怠。在单位工作勤勤恳恳，决不后人；在家中居住，每天都是我最先起来，洒扫过室内和庭院以后，全家才都起来活动。所以我总是经常进行适当的劳动以达到气血流畅，精神愉快的目的，这是得益于一个“勤”字的好处。
懒惰是养生之大敌。还有饮食上不要挑食，且素食要多，五谷杂粮都要吃一些。又有人问我：“你一生并没有亲自经营过商业，怎么把一个将倒闭的西京国货公司又扶持了起来?”我说，这仍然得力于“早”字和“勤”字。我担任经理后，每天都是早到晚走。我这个经理每天都早到了，谁还好意思再迟到?我不早退，当然谁也不能早走！我勤勤恳恳地工作，大家当然也更加卖力了。另一方面，我还坚持一个“公”字。杨北海把公司搞垮了，都是因为生活腐化和徇私舞弊、用人不当所至。我以公处事，以才用人，其他人员当然都有干劲，业务自然也就振兴起来了。这是一个极明显的道理和最简易的办法，只要对一切事物均照此而行，是都可以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