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按照民建西安市委会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安排，我们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家属等形式广泛征集线索，整理编写了李象九、窦荫山、韩望尘、董林哲、黄彦儒五位西安民建先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故事，得到了广大会员的好评，史料也同时入选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编撰的《西安多党合作溯源-历史记忆》一书，展现了西安民建为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凝智聚力、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反映了西安民建同中共西安市委肝胆相照、风雨与共的光荣传统。为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深刻蕴含，讲好西安多党合作故事，我们陆续将五位先贤的事迹及相关文章发布到我会网站，以飨读者。
一个辛亥老人的回忆（二）
贺志云、窦培桥根据窦荫三先生生前口述整理
导 读
窦荫三，一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老人。“蒲案”“辛亥革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等重大事件，他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一生坚持两个字，一个是“早”字，一个是“勤”字。中国历史从他眼前走过，太多的历史谜题随着他的逝去而永远消失掉了。他的人生是英雄的一生，他的人生是堪称传奇的一生，这位传奇的世纪老人，也许我们会永远铭记，也许我们会暂时忘记，但是历史会让我们民建人怀念一位享年102岁、名叫窦荫三的民建先贤。本文是贺志云先生、窦培桥先生根据1987年一个近百岁老人的口述整理，以飨读者。
立危地柳暗花明：结识共产党，增添新生机
西安解围后，大家都在庆贺，杨虎城将军却突然失踪了。他向哪里去了呢?原来，杨将军为人十分机警，他鉴于1921年靖国军第一军司令郭坚的被杀害，深恐自己以名获忌，重蹈覆辙，故遂暂时隐匿，以待可出时机。当时他隐居在富平县一个乡镇旧友孙五洲家里，随从的只有曹国华旅长。为了避免人知，连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国民联军四处派人遍寻不得，直到于右任先生成立驻陕总司令部时还是找不见。于右任急得跑到杨夫人罗佩兰(死于三原被围时期)的墓上去哭，并作诗日：“有灵为我催杨虎，多难思君吊罗兰”，情深意真！杨将军得知于先生已任联军驻陕总司令，并急于找他，这才出来露了面。1927年，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出师中原，参加北伐。杨部被编为第十军，杨任军长，奉命进击豫、鲁、皖等地的军阀割据区，屡获胜利。但因与冯玉祥渐远，后方接济困难，又不派援兵，我军自作战后即无丝毫补充；转战日久，兵力疲惫，援军无望，即使是枪支弹药等等也均成问题，至河南归德(今商丘地区)一战，处于四面进逼，孤立艰危之境。此时，杨将军吁衡全局，毅然下令全部脱离战场，而和冯玉祥也无法继续合作，便下决心向皖北撤退。
1927年10月，我军由归德转进皖北太和县，暂时驻防该地整训。此时，原东路军总部的代表南汉宸也来到此地活动，经王一山介绍与杨将军见面，相得甚欢。我也在此时结识了南汉宸，因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接着，魏野畴也由西安赶来了。几位共产党人的到来，给我们的部队增添了勃勃生机。杨将军与大家协商，订出了适应时势的计划：一方面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和部队的肃整，成立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任政治指导员，意在加强下级军官的培训；又任命南汉宸为军政治部主任，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一方面命令孙蔚如暂为代理军长，由杨将军亲往南京观察情况，再定下一个步骤。
1928年初，杨虎城与谢葆真在太和结婚。当年2月，杨虎城即偕夫人谢葆真等人前去南京，不料却受到了冷遇，认为杨部系西北军部队，不予重视。杨将军一时不便再回安徽，于是决定暂时出国，前往日本游历，以增广见闻，同时静待国内时局的变化：撂下这个摊子，看你南京政府怎么办?
我于此时亦随部队到了皖北，住在太和县达一年之久。当时部队一无军粮，二无军饷，我只好向地方政府借些粮秣，向下发放。同时动员大家白天帮助群众劳动，取得三五斤高粱、包谷的报酬，借以充饥，暂度时日。辛得在杨将军多年的教诲之下，这个部队上下齐心，团结一致，才度过了这一段最困苦的日子。
1928年的夏秋之际，南京政府也感觉杨部久驻皖北，对他们统治安徽省不利，又因鲁省匪患长期不能肃清，方始有冯玉祥调杨部至山东剿匪之命。孙蔚如代军长奉命即日连雨开拔，到山东后遂受冯部孙良诚主席的编制为暂编二十一师，开赴鲁东剿匪。到了冬季，杨将军也从日本赶回来了。他愤恨这些土匪的残害农民，立即命令全军以全力投入剿匪的战斗。经过多次的猛打穷追，终于将有名的刘黑七、顾震等两股巨匪一万余人消灭，进展之迅速，使冯玉祥亦深感惊讶。这次作战中俘获了顾震的家属，杨将军将他们交给我负责派兵守护，保障其安全并供给食宿。还告诉我们，双方交兵，决不累及家属妇孺，可无条件释放。随后，遵照杨将军之命，我即派人将其家属护送出境，让他们回青岛去了。此事不仅使顾震感激涕零，且在胶东地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顾匪残部和同伙，纷纷前来缴械投诚。“孙子兵法”云：“攻心为上”。看来，杨将军是深悉其中奥妙的。
剿匪！改编！禁烟！筹饷！
写到这里。我很想讲一下我的先夫人雷宾芳。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和我是同乡。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近二十年中，她竭尽全力辅助予我。杨部东出潼关，驻扎皖北、胶东一带时，前方作战异常激烈，特别在消灭匪霸刘桂堂(黑七)、顾震部时，战斗到了白热化，夫人宾芳协助杨夫人谢葆真及冯(钦哉)夫人武忠荃等高级将领眷属，在后方抚慰各级将领家属，看望生活困难的家庭，对保障前方将士全力投入战斗，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顾匪部被歼后，其他几小股匪徒更是不堪一击，前后不到两个月，就把各处股匪基本肃清，胶东地区重现多年未有的太平局面。
这一下，引起南京政府的注意了，感到这支部队的军纪良好，战斗力强，不容坐视不理。蒋介石遂于1929年春季通过何应钦来电报说“... ...所有经费番号，中央当负责解决，诸希来京面谈。”
自从北伐战争以来，并直至今日，杨将军及其部队已无和冯玉祥合作的可能。杨将军揆度局势，决定到南京见何应钦，又通过何见到了蒋介石，蒋对杨讲了不少好话，并即刻将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有了正式的番号和规定的军饷。从此，杨部脱离了冯玉祥，而依附于蒋介石系统。
不久，因豫西地居要冲，亦时有隐患，南京政府遂命第十四师开往河南省的南阳驻防，并改编为第七军，任命杨虎城为军长，兼任南阳守备司令，并电约杨将军去南京面授机宜，给部队调拨了大批弹药、粮食和各种军需物资。住到南阳以后，已成为国家正式部队的一个军，生活较为安定。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顿和补充，进一步扩大了编制，在此期间，杨将军除注意练兵外，还在南阳兴办了些文教事业，如“皖南日报”、“皖南中学”等，同时也加强了部队军官和家属子女的文化教育，这是我们部队多年来少有的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
1929年秋季，唐生智联合西南的两广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发起了倒蒋的战争，南京政府仓促应战。因唐生智的主力主要在京汉铁路的南段两侧，豫南的驻马店为唐军的重要据点，遂命杨虎城部袭击唐的后方。唐生智素知杨非蒋的嫡系，对杨并未加严防。杨将军见此时机已到，即应行动，遂仿效唐朝的李朔将军雪夜袭蔡州的办法，乘一个大雪之夜向唐军进行奇袭，一举攻下了他们所占据的驻马店，致唐军的辎重和重要军事设备全部遗失，倒蒋计划随之破灭。蒋介石由此对杨将军更加钦佩、更加信任，同时欲乘此时机夺取冯玉祥在西北的根据地，遂又进一步扩编第七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以杨虎城为总司令，命杨部向豫西及陕西进击。
1930年初，杨将军深感部队素质急待提高，除用原先南汉宸等共产党人任要职外，还委派杜斌丞到彬县找刘志丹商谈组织力量提高的问题。又派我与刘部联系部队军需、军械事宜，为此，我曾与刘志丹同志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
杨虎城受任第十七路军之后，立即率军向豫西进击，未遇抵抗，即于1930年9月进入潼关，冯玉祥部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刘郁芬闻风逃走。杨将军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全面管理陕西政务。杨将军接到任命后，急命部队挥师西进进驻陕西关中。
在此前后，我一直在军需处任处长，主管部队军需、粮饷及后勤工作多年，并兼做一些地方工作。此次我因负责家属转移及部队的善后工作，于年底才同留守处和随军家属同行，并护送杨夫人谢葆真女士入关回陕。回西安不久，我即受命任陕西省禁烟局局长。杨将军曾委派我到周至禁烟收税，筹集饷糈。当时禁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种植罂粟者多为农民，炼制烟土者多系手工业者，开设烟馆者多系商人。周至临近西安，情况较为严重。我到周至后，抓住源头，下令严禁山区川区种植罂粟，取缔贩卖烟土和炼制烟膏，关闭烟馆，逐步取得成效。当时周至税收存在不少问题，我带人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清查贪官污吏，努力做到廉洁公正，前后一共约三个多月。最后离开周至的时候，群众欢送，商人挂匾，并联名向杨将军为我请功。回部队后，我即受到杨将军以总司令名义颁发的嘉奖令。我能做到这些，和将军多年的悉心帮助和教诲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使我今生没齿难忘。
办实业曲线救国：兵农工商学迅速发展
杨将军任陕西省主席后，励精图治，以南汉宸为秘书长，主持省政，任命各部门人选，使陕西的政治局面稳定，农、工、商各业迅速发展。同时，杨将军也深知与蒋介石的合作仅仅是暂时的，日久恐生变故，故对于部队的训练发展和军备武器的生产，均极为重视。他先派人接收机器局，初任连瑞琪为局长。一年以后，见其生产不佳，便亲兼局长，并派我去先任总务科长，全面进行整顿，在整顿生效后，即命我为陕西省机器局局长，负完全责任。到了1932年，因机器局所属各厂的生产均需要三酸(硫酸、硝酸、盐酸)，而其他轻工业及民用的手工业也多需要三酸，而市面上出售的三酸多为日货。时值九一八。之后，国内各界已不愿再买日货，杨将军更不愿资金外流，遂与南汉宸相商，命我筹设三酸厂。与此同时，我还遵照杨将军大力发展医药卫生的号召，在南汉宸同志的鼓励与帮助下，联络一些十七路军的同仁，创立了一所“西京医院”。关于这几个方面事业的情况叙述如下：
陕西省机器局所属的几个厂子，是当时陕西省唯一能修造枪械弹药的一个工业单位，它的建设情况好坏，直接关系着十七路军的军械补充和发展，故杨将军极为重视。自我初任科长、继任局长后，积极整顿了原有的混乱涣散状况，实现了由工人自选监工，自定技术等级，共同制定产量定额的制度，每月月底检验产品。完成任务，质量合格者，次日即发给全工资，否则，则采取暂停或扣发的办法，促使人人自勉，产量迅速提高，质量也基本合乎要求。我又派局所属厂的一个厂长前往天津聘请技术人员，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聘得机械工程师张尧卿到厂后，改进了工具装备，使产量大幅度增长，质量也越来越好。月产步枪二百支，手枪数十支，子弹二十余万发以及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弹等等，足以补充十七路军各部的军务所需，也为以后发动“西安事变”准备了相应的物质条件。我又在局内设了个造币厂，自制铸具，利用西安旧存的银块和委托各银炉收兑的银块、银具、银饰物等，铸造当时通用的银元，月产数万枚，大大增强了十七路军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实力，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市面的经济流通，增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1933年第十七路军的军械处长唐则民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而去职，杨将军遂又命我兼任军械处长，这就使军械的生产和管理工作更加协调。到西安事变前，杨将军已取消了以往他定的各部队领取枪支弹药必须由他亲自批发的规定，而授权予我，让我直接审批发给。西安事变期间，我作为主管军工生产和管理的官员，深感责任重大，要抓好枪、炮、弹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为部队做好军械供应，同时还要考虑有足够的储备。杨将军曾多次授意，我的工作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稍有懈怠，所以我一直坚守岗位，恪守职责，努力生产，保障军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将军命我将五十万发步枪子弹，十五万发手枪子弹和八万枚手榴弹送往三原县南关货栈，交彭德怀部队接收，以示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之决心。前来接收的人是八路军代表伍云甫同志(时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解放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在三酸厂组建过程中，我们广泛招聘人才，克服了技术、原料上的困难，并试制成功了过去需要由远道购买的装酸瓷坛。还解决了依赖进口的生产硫酸提浓用的硅酸铁盘的问题，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该厂产品不但抵制了长期霸占市场的日货，而且还远销到晋、豫、鄂等省。所产三酸，除了满足陕西省机器局对十七路军制造军械弹药的需要外，也满足了一些民用轻工业如制革、印染、造纸、冶炼、焊接，以及开矿、交通等方面的需要，为解决以后在抗战期间后方的经济困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在当时各大小火柴厂因缺磷而无法生产时，幸得有人发明用三酸厂生产的硫酸与土产的骨粉制成的黄磷生产出了“阴火火柴”，才解决了千家万户的点火问题，救了一时之急，这种火柴燃点低，安全经济。另一方面，还供应了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空军第十八航空队机上电瓶所用的硫酸。因该机上所用的硫酸，原由印度加尔各答经过喜马拉雅山的高空运至云南省的昆明市，再以汽车运至重庆，然后分运各空军基地。况且硫酸必须以抗酸的瓷坛装运，长途运输，陆空折腾，损失甚大。当他们发现西安生产优质的硫酸，并经使用确认适合该队飞机所需后，无不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好！好！”此外，我们对于陕甘宁边区所需的三酸，也常以低价供应，并冒险运送，最多的一次竟达三百瓶之多。区政府还曾派化学专家陈康白同志来厂参观，了解制酸方法，并将一部分制造弹药的器材带回陕北去。
1933年左右，机器局所属一厂里有一名工人是地下党，听说要逮捕此人，我即命闫永泉(机器局总务科管杂务的)筹措二百元大洋作为路费，帮助他逃离西安。此人解放后曾任大连军分区司令员。还用钟楼门市部盖章保释过一个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胡达明(解放前牺牲)。
1932年，根据杨虎城将军关心医药卫生事业的意图，在南汉宸同志的帮助下，联络十七路军同仁，筹集资金创办“西京医院”，组成董事会，由我任董事长，王季陶和薛子南二人先后任院长。院址先在五味十字的河南会馆，后又建成了西五路西首的院本部(即现在的西安市中心医院的住院部)。该院由成立至西安解放的十七年间，为解除西安人民的疾病痛苦，尽了很大的努力。最兴盛的1937年至1945年间，曾在五味十字和西五路的南北两院同时应诊。在白色恐怖时期，借助医疗机构的方便条件，曾利用病房掩护过一些进步人士。解放以后，西北大区拟用该院在西五路的院址改建为大区医院(大区撤销后始改为西安市中心医院)。为此，我西京医院即表示愿意全部归公，因限于当时的政策无此规定，未蒙允许。后遂决定由大区发给该院三十万元，作为征购，让该院另觅院址开业。董事会决定在五味十字另觅院址，重建西京医院。建院过程中，加工修理、增添设备等花去二十万元，尚余十万元，当时有些股东欲按退股处理，我不同意。后蒙习仲勋同志的启示，我将此十万元交给西安民主人士俱乐部，加之各界人士的襄理和支持，又筹建了民主剧院，为来西安演出的省内外剧团提供了设备良好的演出场所。在五味十字重新开业的西京医院，营业至1956年公私合营后，曾先改为冶金系统职工医院，后又改为西安市第七医院，最后与第一医院合并，成为西安市第一医院的一部分。
1932年5、6月间，陕西各县发生了流行性鼠疫传染病。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缘故，这种烈性传染病致使死亡人数惊人，我的两个哥哥也因患上这种疾病，在一周之内相继去世，使我深感由于医疗条件差，医药维艰，农民又贫穷而多病，这些都带给人民群众难以挽回的痛苦。当时在蒲城县还未有一个像样的医疗机构来保障百姓的健康。1933年春，我回蒲城县，同县上的地方绅士王虎臣、曹太初等人商议，提出我有意在城内设立一个医院的意见，他们极力赞成，并协同选定了我县东岳庙道院作为医院院址。我即拿出两千元，把庙院两廊六间房屋进行修缮，后由我聘请南通医学院毕业的袁志义(澄城人)为院长，又聘请了几名护士，于1934年，组成了蒲城县第一个医疗机构一金粟医院。后来因需要扩大规模，我又恳请十七路军的同仁孙辅丞、韩寅生及杨将军之弟杨茂三等人相助，在经济上支持该院，增添了建筑设施和医疗设备，扩大了业务范围。双十二后，袁志义离开医院去兰州，我又聘请连玉泉为院长(连是十七路军由陕北下来时的随军医生，系内蒙人)。杨将军曾亲自到这所医院视察并倍加赞许。金粟医院解放后交给当地的人民政府，即现在的蒲城县城关卫生院。
1934年，我还筹资在我的家乡，蒲城县翔村乡窦西村兴办了一所小学，在村里窦家祠堂西边空地盖了几间教室，还有两间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名为尧山小学。由我亲自聘请教师，支付办公经费和教师工资。学校方便了附近各村学龄儿童的入学，解决了那些家庭送子弟上学的困难。这所学校解放后已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以后，蒋介石逐渐感到杨并不为他所用，于1933年7月派邵力子接替杨虎城陕西省主席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