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按照民建西安市委会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安排，我们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家属等形式广泛征集线索，整理编写了李象九、窦荫山、韩望尘、董林哲、黄彦儒五位西安民建先贤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故事，得到了广大会员的好评，史料也同时入选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编撰的《西安多党合作溯源-历史记忆》一书，展现了西安民建为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凝智聚力、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反映了西安民建同中共西安市委肝胆相照、风雨与共的光荣传统。为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深刻蕴含，讲好西安多党合作故事，我们陆续将五位先贤的事迹及相关文章发布到我会网站，以飨读者。
一个辛亥老人的回忆（一）
贺志云、窦培桥根据窦荫三先生生前口述整理
导 读
窦荫三，一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老人。“蒲案”“辛亥革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等重大事件，他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一生坚持两个字，一个是“早”字，一个是“勤”字。中国历史从他眼前走过，太多的历史谜题随着他的逝去而永远消失掉了。他的人生是英雄的一生，他的人生是堪称传奇的一生，这位传奇的世纪老人，也许我们会永远铭记，也许我们会暂时忘记，但是历史会让我们民建人怀念一位享年102岁、名叫窦荫三的民建先贤。本文是贺志云先生、窦培桥先生根据1987年一个近百岁老人的口述整理，以飨读者。
忆往昔峥嵘岁月：从“蒲城血案”说起
我生于1889年的农历6月19日，距今年的6月19日已经整整九十八年了。因我的一生曾经历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生活的年代较久，许多同志和朋友都劝我写个回忆录，把我一生经过的事情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历史事实。我也就趁我的身体尚健的时候，做一次尽可能详细的自我回忆，把我九十八年来的生活工作过程说一说，写出来，借作对自己一生的检阅，并以此告慰于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们。仅述于下：
九十八年前，我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的尧山埠村，即现在的蒲城县翔村公社马家大队窦家二队，亦名窦西村。幼时家贫，父辈兄弟三人，仅有旱田十三亩，丰年略可糊口，欠年年及青黄不接时，则须采野菜充饥。我幼年时随母采野菜的情景，至今犹在印象中。伯父时中早丧，叔父协中尚幼，父亲执中于十六岁时，即至本县兴市镇的永兰渊炮坊充当学徒工学制花炮，生活十分艰苦。母亲张氏，勤俭持家，养育幼弟及子女四人，备极辛劳，故于我大哥树棠稍长时，即令其赶脚搞运输，又送我二哥树桐入商店当学徒，叔父则在家务农，都是为了帮助和减轻家中的生活负担。后因我父亲在炮坊的地位和待遇逐渐提高，被提拔为管理员，家中生活稍稍富裕，姐姐也已出嫁，我才有幸入本村私塾随窦介侯先生识字读书。
我于1896年入本村私塾受窦介侯老师的启蒙教育，逐渐读书。1902年因窦介侯老师到蒲城县县城尧山书院任斋长，我亦随至书院读书。1905年满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设学堂。蒲城县在旧时考试的考院设立了蒲城县高等小学堂，我即应考并被录取入高等小学堂学习。当时学堂的监督是蒲城知事(即县长，清时称为知事)李体仁兼任，举人刘友仁为管理员，举人常铭卿、张东白、陈惠亭及拔贡李桐轩等四人为教员。我原名树槐，入高小后，经常铭卿老师建议，始改名荫三。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井勿幕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陕西进行革命活动。井先生系蒲城人，遂先回到蒲城县，乘清廷准许各省、县成立教育会之机，立即发动高等小学堂的这四位教员联络其他教育界人士成立了蒲城县的教育会，推举常铭卿为会长，在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中逐渐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在城乡的集市和庙会上，宣传员寇孝庭、刘养正、雷季阳、常仙洲等则进行反对妇女缠脚，号召妇女放脚以及提倡新学的演讲，实际上以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为主。因此之故，就遭到一些守旧分子的反对，并促使县知事李体仁制止这些活动，造成李体仁对教育会和高等小学堂的极大不满。在此期间，同盟会的组织已迅速发展，高等小学堂的四位教员和大部分学生都已加入了同盟会，我也经常铭卿老师的介绍成为其中的一员。
1908年陕西省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蒲案”。其起因是：当时任蒲城县立高等小学堂管理员(相当于校长，但因上面有一个监督，故仅对内管理而不对外)的刘友仁因受任为勉县教官而去职，县知事李体仁便选派与他亲近的守旧分子，绅士苏云章、冉润田担任管理员，遭到教师常自新(铭卿)和全体学生的反对，并声明不要管理员，由学生组织自治，而李体仁坚决不允。于是，学生便罢课表示抗议，遂全体离校，由东槐院学校迁入北街一个关帝庙中，并选派学生代表赴省城请愿，请求省教育委员会支持援助。当时，省当局对蒲城学生的要求没有及时具体的答复，李体仁遂于阴历九月二十二日亲自率领三班衙役数百人来至庙中，声称要对学生训话，实则将学生召集一处，包围起来，斥学生罢课为反叛行为，令衙役一律逮捕，虽经奋力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全体学生和常铭卿老师悉被锁绑，拉至县衙大堂施以毒打，重者打屁股，打到一千板子；轻者打手掌，最少也打数百板子。所有学生的屁股、手掌都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有的被打了嘴巴。李体仁还亲自坐堂审问常自新老师，说常组织民党是犯法行为。因常是举人，拒绝下跪，李体仁便制造了个送学除名的假公事掷之堂下，喝令差役打了常老师五百嘴巴，又打了几百手掌，口中还嚷道：“常自新！你看你还是举人不是?”毒打一直持续到深夜。之后又将被打的师生全部带铐关入监狱，不许治疗，不得回家。有一个名叫原斯建的同学，竟因被打得伤势过重，经多方交涉，抬回家后不久即死亡了。我虽也带了脚铐，但因在学生中年龄较小，还算打得较轻，就这也挨了二百手板子，把两个手掌都打烂了。至今我的脚腕上仍留有当年入狱时镣铐留下的伤痕。
于是，事态因此扩大，陕西省教育会派员调查；省城西安教育界集会支援蒲城学生，各学堂的学生相继罢课；全省80多个县的教育会发出抗议，也先后罢课；远在北京的陕籍各界人士也都发出谴责，强烈要求立即制止这种不法行为，查办李体仁... ...在各方的声援下，最后清政府不得不把李体仁撤职查办，李体仁闻讯后连夜逃跑了。新任县知事周楠到任后，立即释放了被关押的师生，让各自回家养伤休息。年终，通知全体学生补行了考试。后对参加补考的学生都给了生员(即秀才)的称号，使之可免试进入中学。至此，“蒲案”才算结束。
“蒲案”是当时青年学生反抗满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实际行动，它的发生和结果，事态虽然不算很大，却为陕西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一个良好开端，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前奏，继起的学生运动多以此为嚆矢，其影响是相当大的。后来才知，当时学生挨打时，杨先生也和围观群众一起高喊：不许打先生！不许打学生！杨虎城将军曾对我说过：“荫兄，蒲案斗争时我就认识你们这些学生娃了，真勇敢，好样的！”
求真路壮志未酬：从“生员”到军旅
1909年，我以“生员”的身份进入同州府(即今大荔县)中学堂的实科学习。次年，该学堂取消了实科，只留文科。我因以实业救国的思想比较浓厚，且因家在农村，常思结合当时农村的情况多做些工作，故于此年没有再去同州中学，而到西安考入了西安府实业中学的桑蚕科，准备将来发展育桑养蚕事业。
进入西安府实业中学以后，我逐渐与本校的同学惠汝芳、党庭显；省立师范学堂的学生韩望尘、曹俊甫、严茂斋、李子纯；陆军小学的学生王一山、钱定三，健本学堂的学生胡景翼、杨瑞轩、冯子明等同学的思想相接近，大家常常聚会，互相联系。每遇星期日我们都会到新军营盘去，名义上是在一起打拳练武，实际是和新军中有反清思想的士兵增进联络，为发动革命做准备工作。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响起了推翻清王朝的枪声。陕西以张凤翔将军为首的同盟会人士在此之前即联络新军和哥老会组织的一些人员，仿照浙鄂豫复汉军，组建了“陕西秦陇复汉军”。原定于农历八月十五发动起义，以月为号，不幸当日天下大雨，未能成行，反比武昌落后了12天。闻武昌讯后，西安的同盟会员联络新军部队及哥老会员，遂于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发动了陕西“反正”起义，第二天(九月初二)即攻占了西安满城(即现在的新城)巡抚、藩台衙门，夺取军装局。当日我校全体学生在张深如校长的带领下，到总部所在地的东县门军装局领取枪支，荷枪实弹地组成巡稽队，在街上巡查反对革命的奸细，维持社会治安，为革命扫除障碍，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也全副武装地参加了这个行列，是其中光荣的一员。
农历九月初五，陕西的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通知各县在西安的学生一律回本县参加县政的改革工作。我即和本县的同学韩望尘、张永敷、井崧生(岳秀)、李襄初、张瑞卿等同时回到蒲城县，我又和韩望尘、张永敷三人同到县财政局工作。西安“反正”后，清廷立即派员前来镇压，东西两路均告吃紧。陈柏生(树藩)被任命为东路招讨使，进驻同州城，要求东府十县(同州、朝邑、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华县、华阴、潼关)组设粮台，供应粮草。我又和韩望尘两人同到粮台工作。此后，南北议和，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大总统，战事平息。粮台结束后，我于1914年复回蒲城县转到教育界工作，担任了北乡视导员的职务。以上就是我由出生经过入学，以致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大略情况。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遭到举国反对，陕西义军四起，驱逐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1916年陈柏生乘逐陆的胜利取代了陕西督军，我县的李天佐(襄初)受任为陕西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于是，我经李寅三介绍到该旅的稽查处任稽查员，这是个随军检查军纪的职务。但为时不久，反对陈柏生的陕西靖国军成立，胡景翼任第四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任第三路军第一支队司令。当时胡景翼的第四路军驻在三原。胡因与驻在渭北蔺家店和固市一带陈柏生一个团的团长姜宏谟系多年至好，特亲自前往姜团拟劝说姜宏谟加入靖国军。陈柏生得知此讯，亦赶到姜团附近，命令姜宏谟交出胡景翼。姜因情况危急，遂派人请驻在蒲城县的李天佐前来调解。李见了陈柏生以后，劝他与胡景翼不再交战，但陈讲要求与胡景翼见上一面，即可达成协议。李天佐受了陈的谎骗，随即偕同胡景翼前往见陈，不料陈一见胡立即翻脸，将胡强拉至西安，囚于督署后院的高楼上，直到陈柏生被直系军阀驱逐离陕前才得以释放。多年来，西安人均称北院内胡景翼被囚的高楼为“笠僧楼”，皆因胡景翼字笠僧之故。李天佐愤陈之食言弃信，随即与带兵至姜宏谟团附近、欲救胡景翼的胡部大将岳维峻相约，拟成立共同讨陈的讨陈军。不料胡部的另一将领杨瑞轩不明此情，竟在李天佐再次与岳会面时，开枪将李击毙。这是1918年夏天的事情。李天佐死后，李的部队被陈柏生部指令侯章保接任，专与靖国军为敌。我因李死，部队性质起了变化，暂回家中居住。1920年初，我经同乡、学长蒙浚僧的介绍，到杨虎城将军所率领的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的军需处工作，以后即常年在杨部任职，跟随将军转战南北。
随将军转战南北：平息内乱！驱逐皖系！
1921年，为平息陕西内乱，北洋军阀政府(直系)撤换陈柏生的督军职务，任命闫相文为陕西督军，闫即率冯玉祥、吴新田等部入陕。此后，靖国军大部被迫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并于不久即被调离陕西。胡景翼、曹俊甫带兵开往北京附近，参加国内第一次直奉战争。唯第三路军第一支队的杨虎城将军不接受改编，坚决要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打到底。在此时，杨虎城曾收到孙中山总理的一封信，更坚定了同北洋军阀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率领的第一支队先在武功一带与直军作战，将官兵的帽圈一律改为红色帽圈，以资区别。在获得了几次战争胜利之后，又截得了甘肃省附近直系军阀陆洪涛所购到的一批军火，更增加了自己部队的力量。此间，闫相文派员收编杨部而杨坚决不接受；闫相文派兵压服杨而杨也决不屈服，两方作战数月之久，因敌我力量悬殊，故于1922年带部队向陕北撤至洛川县，后又退至榆林，将所有部队交当时陕北镇守使井崧生(勿幕之兄)，改编为井部的一个补充团，着李子高副司令带领开往三边驻扎，加强训练，他自己则下野，住在榆林城内，故作闲暇无事，亦无大志，以免遭忌。因陕北情况特殊，无需许多文职人员前往，我遂受命暂回家中居住，再待时机。
杨虎城赋闲陕北时，结识了榆林中学校校长杜斌丞，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不久他又通过杜斌丞认识了魏野畴。这是杨将军和共产党人的最早接触，我也因此在以后有机会认识了魏野畴。
1923年，国内局势已起了重大变化。杨将军亦拟重整旗鼓。为给部队补充得力的干部，决定于第二年即在三边组织教导队，训练后备干部。于是，派员到陕西关中各县招收进步青年学生数十人，张汉民、刘威诚、孔从洲等都是这次应招前往，参加了杨虎城部队的；又与孙蔚如、蒙浚僧相商，先后邀请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等为军事教官，并专聘魏野畴为政治教官。
1924年冬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于10月15日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同时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此即著名的“北京政变”。此后，国民军分为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为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在陕西榆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崧生)为了响应冯、胡、孙的国民军，将其所部改编为陕北国民军，又应胡景翼之邀，请杨虎城出山，协同国民三军留陕部队田玉洁之第三师和冯毓东之第二旅，夹击与国民军为敌的刘镇华、憨玉琨之镇嵩军。遂委派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南下关中。杨虎城立即率军进驻耀县一带，伺机进攻直军留在关中的吴新田部。此时，教导队亦随军南下至耀县，扩大为三民军官学校，按照黄埔军校编制进行组织，并决定由总指挥杨虎城兼任校长，仍以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任命段象武专任骑兵教官，刘光甫专任炮兵教官，赵寿山专任步兵教官。我亦于此时接到杨将军命令，由家中赶到耀县，复回军需处工作。
1925年夏季，西安掀起了驱逐皖系军阀吴新田的运动，杨将军积极支持。吴新田原来是陕南镇守使，后又任陕西督办。这次他的部队二百余人，手持凶器，毒打一中学生，激起了西安及关中民众的公愤。杨将军听说以后，非常愤慨，即刻出兵，在眉县、虢镇的战斗中歼灭吴新田两个营的兵力，取得了驱吴作战的胜利。
当年冬天，孙岳将军来陕任陕西省军务督办，杨虎城率所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师，进驻宝鸡、陇县一带。孙岳旋又离陕，由李虎臣(云龙)继任军务督办。
吴新田部原已被驱赶退入陕南，此时又欲返回关中，出至宝鸡、凤翔一带，杨将军遂于1926年春季向吴新田进击。正当宝鸡、虢镇一带屡获胜利时，忽又传来了国民二军岳维峻(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部在河南失利的消息；李虎臣率部东援，又败于豫西。刘镇华率领镇嵩军随之入陕，有即将进攻西安之势。杨将军闻此情况，深感西安为西北革命第一重要根据地，决不能失之于敌，在将吴新田部逼回汉中以后，即放弃了对吴新田的进攻，仅留新收编的一个旅防守，而率第三师全部返回泾阳、三原一带，以备帮助李虎臣抗击镇嵩军的进攻。而吴新田部因遭受杨部的有力打击，返回汉中后，在冯部张维玺师进攻下，不支溃败，逃往湖北，被桂系解决。
助二虎坚守古城：涉险而安，渡过难关
4月初旬，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已越过临潼进入长安县境，兵临西安城下。
刘镇华，河南巩县人，性情暴戾，反复无常。早年曾投靠袁世凯，后来又先后在段祺瑞、张作霖、阎锡山及吴佩孚等人的手下谋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当了八年的陕西省长，陕西人民深受其害。他所率的镇嵩军，本是惯匪集团，1925年被胡景翼全部消灭。1926年初，刘又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此次，他以“打到陕西去升官发财”为号召，重新啸聚匪众，进攻西安，意在对抗北伐军，破坏大革命。
而此时，李虎臣所率由豫西败回的部队，兵员不满二千，又经过节节败退，士无斗志，已根本无力再抗敌军之继续进攻。西安城内虽尚有国民二军卫定一部，但也只有王达生和冯义青两个营，兵力不满一千，难胜重任。杨将军日夜焦急，思欲立即率部进入西安，与李、卫二人共守西安。然李虎臣系陕西督办，尚未发出邀请，主动前来，恐涉嫌疑；但又不能坐待，致失时机。思维再三，遂采取自己先主动写信与李相商的办法。得李同意后，又约李、卫二人同到三原县南二十里的永乐店会晤，共商守城大计。决定之后，他立即命令冯钦哉和姬汇伯的两旅渡渭河，进入西安，时为4月16日，即农历的三月十三日。此时镇嵩军的大部已进至东郊的十里铺一带，其主力已攻至城东韩森寨(又称韩信冢)，冯、姬两部入城尚未休息，一闻东郊吃紧，立即开出东郊迎击，第一次即打退了敌军的猖狂进攻。杨将军随即率领师部直属部队于4月18日入城，我于此时已被任命为军需主任，随部队进入西安。
杨将军入城后，鉴于各部所属的系统不一，难以指挥，为切实贯彻坚守的目的，随即建议将部队合编为一个军，改称二三联军，并推举李虎臣为总司令，他自任副司令；又表示愿以他的两部进驻敌军重点进攻之处。于是划分守区：由杨部的冯、姬两旅防守东、北两面城墙，李部防守南关及南面城墙，卫部防守西门城楼和西城墙。如有临时发生的紧急情况，仍由总司令部随时调动，互相增援。这样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以后，既可坚定共同防守的决心，指挥起来也比较方便在那以邻为壑、尔诈我虞的军阀混战年代，杨虎城这种大公无私，一切从大局出发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令李虎臣十分钦佩，十分感动，决心三军团结一致，共同坚守西安，与古城共存亡。以三部不足一万人的兵力，共坚守西安被围八个月之久，使敌以十倍之众，凭其直系军阀所供应的较新武器，攻打西安八个月，竟莫能攻开任何一个防御点，多由杨将军的英明胆识，粉碎了刘镇华部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特别在团结李、卫二人及全军将士上下一心、坚定不移保卫西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故在全城军民坚持守城的后期，饿死者虽达数万人之多，而竟无一离心离德的叛乱者，皆系以诚、以德，深感人心之故。
我于守城之时，受命担任杨虎城部军需主任，负责全军粮饷，受尽了艰难困苦。
刘镇华在得知杨虎城部进了西安以后，开始急速调兵遣将，把部队向西安城南、城北两面延伸，三面包围这座古城。5月15日，又以重兵攻占咸阳、西安间的三桥镇，使西安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自此之后，西安已成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危城。这时，西安军民所感到的最严重威胁，就是饥饿。
战事初起时，城内存粮较丰，但杨将军还是告诫我们节约用粮，指示全城“计口售粮”，并由各师抽派得力干部，由军需处负责组成点粮台，统一管理军需民食，并办理粮草领发事宜。起初几个月，部队，尚可温饱，后因镇嵩军纪律败坏，欺压百姓，西安附近乡民纷纷涌进城内避难，粮食问题日趋紧张。我们军需处为了支持杨虎城部七千人的生活，也为了全体军民的生活，想了许多办法：除了按规定征集粮草外，还将商店和批发行庄储存的各种食品、调味品，甚至红白糖，可以食用的中药材，磨坊、油坊历年剩余的谷糠、油渣等等一切可以勉强充饥的东西，全部统一征集起来，供应军民共度难关。但因数量太少，这些食品不久就吃光了。人们把一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吃掉，当时连街上的树皮都被剥得净光。
从6月份开始的部队用粮缺少，7、8月份的用粮紧张，9月的城内日趋无粮，到了10月，情况更为严重，城内粮食早被搜罗净尽，军民只得挖野菜、剥树皮、剜草根、宰杀家畜、逮雀掘鼠，勉强充饥，最后抓到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吃，连皮底鞋、毛皮绳等皮革制品都熬煮吃光了。老百姓养的驴、骡、猫、狗等家畜，也都宰食完了。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也只得杀军马以充饥了。当时天气渐冷，降温又早，人们饥寒交迫，冻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每日死者数十人以致数百人，冻倒饿毙者狼藉于市巷，其状惨不忍睹。10月中旬的一场大雪，警察局里曾有一日收尸千具的记录。
鉴于当时情况，我作为杨部军需主任，其艰难可想而知；初则犹可领来发出，后则捉襟见肘，到了晚期，全城人都在挨饿，只好发动部属摘树叶、杀牛马，以维持全军几千人的生活。就这样，因为缺粮太严重，仍有一部分官兵冻饿而死，使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内疚。
尽管如此困难，但在杨将军的教导和英明指挥下，守城部队忍饥挨饿，不怕牺牲，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纪律，全军一致，涉险而安，终于渡过难关，坚持到最后胜利。
时值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归来，于9月17日在绥远省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冯玉祥采纳了于右任转达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意见，即日率军援陕，策应北伐战争。10月15日，冯玉祥的先头部队吉鸿昌部和于右任领导的陕军，开始向三原、咸阳的敌人发动总攻，并在三桥镇、猴儿寨一线，对镇嵩军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苦战，加上城内守军的不断出击，11月27日夜，镇嵩军全线崩溃。28日早晨，狂欢的西安军民涌上街头，庆祝坚守西安八个月的战争胜利，西安古城复苏。之后，为纪念围城胜利，在西安城内专门修建了革命公园，内建革命亭，所有在此期间牺牲的军民遗骨，全部埋葬于革命亭两侧，至今仍为游人凭吊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