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之变
——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李选维
1949年新中国成立，贫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一副烂摊子，工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经济困难。随着党领导人民不断开展经济建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贫困，甩掉了短缺经济的桎梏，解决了温饱问题，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男女老少人人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我的家乡和全国一样，各方面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旧日月换成了新天地。
吃之变
我的家乡在蓝田县城东20余里的一个山村。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吃饭问题时时困扰着村民。
村子处在半川半坡地带，一半平地，一半坡地。平地是大平小不平，很难浇灌，也没有其它灌溉条件与办法。坡地沟深坡陡土薄。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化肥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要求，生产队没有什么副业，穷得连化肥也买不起；农家肥与生产队养牛养猪的圈肥肥力不强。土地长期透支，土壤贫瘠，庄稼肥力不足，亩产低；生产队一窝蜂的集体劳动形式，粗放式的管理、经营、耕作模式，农民们累死累活，一年到头见不了个好收成。尽管精打细算，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年吃。到了来年的四五（农历的三四）月青黄不接时，即使碗里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家家户户都在为吃饭发愁，虽用野菜充饥，也难以填饱肚子，干重活的青壮劳力不到饭点就已饥肠辘辘。
这时，男人女人们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咋样解决粮荒的事。一些男人东借西凑凑得一些钱款，带上干粮，拉上架子车，徒步200余里，到渭河以北的三原、泾阳县一带，购买四五百、五六百斤粮食拉回家乡，家里条件稍好些的，骑上加重自行车，带回二三百斤，以差价赚得几十斤粮食，来回几次，使家里度过饥馑日月。一些男人带上女人一冬天晚上熬夜纺线、精心织成的床单布、被里布等到三原、泾阳以物易粮，缓解青黄不接的难场日子。一些男人偷偷进王顺山取材，利用自制的拉弓式简易旋床制作一些捣布用的棒槌、蒜臼、捣蒜锤等日常用物，走街串巷，以物换粮、以物换钱。一些人到王顺山砍材到集市卖钱买粮。没有力气没有手艺的，只好寅吃卯粮，向一些职工户（家有在城镇工作的人家）借钱买粮，待新粮下来后再卖粮还钱，以致形成年年借钱买粮、年年卖粮还钱的恶性循环。当时，家乡自嘲说“咱们是户口在蓝田，粮食关系在泾（阳县）三原（县）。”自嘲语道出了家乡人缺吃的窘境。
那时主粮特费，是因为基本没有其它副食，一年到头很难见到肉星星，只有到过年才会买上几斤肉，主要用来招待客人，顺便跟着沾光打打牙祭。食用油更是少的可怜，全靠生产队每年种植棉花轧花后的棉籽轧油分配所得，那时不许种植其它经济作物，为了尽可能多产粮食，棉花种植面积也被限制。只有遇到棉花丰收了，一家几口人才能分得三五斤油，作为全年用。这实在难为了那些做饭的家庭主妇，炒菜时不敢用瓶子向锅里倒油，而是将筷子放到油瓶里蘸一下，再放到锅里把油控下以控制用油量，所谓“炒菜”基本上都是水煮菜。
1980年九十月，农村改革的东风吹到了家乡，村里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民种田有了积极性，责任心强了，精耕细作，人勤地不懒，亩产逐年提高，吃粮问题逐渐得到缓解。包产到户，农民有了自由种植权，开始种植油菜解决吃油问题，种植经济作物上集市交易，购买生活用品和肥料。有了肥料，粮食产量增加，可以腾出更多的地来种植其它经济作物，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环，家乡人彻底摆脱了吃饭难问题，日常零用钱也慢慢活泛起来，买油吃多少就买多少。村里有了几个小型百货店，买东西再也不用跑到七八里外的集市上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年轻人出外打工有了收入，家家有吃有用，户户有了余粮，白米细面司空见惯，天天都是过去昼思夜想的“油搀面”的日子，鸡鸭鱼虾也上了农家的餐桌，乡下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村民们发自内心的说“现在的日子可是天天在过年呀”。
饮之变
自我记事起，我们村2百多户1000余口人祖祖辈辈的饮用水全靠村东北河对岸的一眼泉。泉口呈长方形，约3尺来长2尺多宽，泉深七八尺。泉水全靠沟口稻田里的水渗透而来，水质虽不怎么好，春夏两季不遇大旱水量倒也充足，可是到了秋冬季节，水量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起得早的人还能挑上一担清水，起得晚些的人只能挑回浑浊的黄水来，待回家澄清后才能洗菜做饭。那时人穷，大部分人家都没钱买（或箍）水桶，七八家十来家才有一户有水桶。有水桶的人家自然是近水楼台，大多能挑上清亮的泉水，其他人家就只能按先后顺序挑水了。
特别是到了腊月下旬，家家忙着打扫屋子，洗涮衣物，做菜蒸馍，正是用水的高峰日子，人们不等天亮就得起来挑水，晚一点泉水就成了浑浊的黄泥水，再晚些泉水见底，连浑黄泥水也没有了，要等上抽两三袋烟的时间才能勉强挑上多半担浑黄水。这几天担水的人总是排成了长龙，有时得等半个时辰。乡亲们无奈的戏虐道：咱村人一年能喝掉一堵（面）山墙（农村房子左右两端纵向的墙，大多用土坯砌成）。
到了夏天下雨，河水上涨，人们便无法过河担水，只得把水桶、盆盆罐罐放到屋檐下收集下雨水以解燃眉之急。到了八九月的梅雨季节，可就苦了家里没有男劳力或男劳力外出的妇女们，河里的列石溜滑溜滑，挑水过列石既要有力气又要有技术巧，既要平衡好水担上的两桶水，还要既快又稳地踩好每一个列石，稍有闪失，连人带桶就会掉进河里。一些身体弱小的妇女只好等路过或来挑水的男人帮忙。
到了贯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示，兴修水利的上世纪70年代，村里两个生产队集全队之力各自打了一眼井，水量充沛，清冽甘甜，尽管从数十米深的井里一节一节向上拔绳吊水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但总算解决了水质差、下雨天和河水上涨时吃水难的问题。后来有了辘轳使打水省了不少力气。再后来生产队又各打了一眼井，就地修了水塔，解决了井深汲水难的事。进入新世纪，村民富裕起来了，村民小组将水塔升高，管道通道了各家各户，水龙头安到了厨房，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洗衣洗菜做饭随用随开，十分方便，乡亲们彻底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祖祖辈辈多少年肩挑桶提吃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行之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与外界的连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民国时期修建的长坪公路（西安至河南镇坪），一条是过去由当地官方主持修建 “官路” 的路。
长坪公路是砂石路，常年失修，养护不周，坑坑洼洼，砂石飘浮，赶个集、上趟县城打个来回，布底鞋（当时人们以自制的布鞋为主）就会磨穿。只有需要拉架子车或个别有自行车的人赶集才会走。遇到下雨天，从村里到公路的土路泥泞，要骑自行车就得将自行车扛到公路上，返回时再从公路上扛回家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西安到商洛一天一趟班车，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一天两趟班车，都是定时定点，要到县城或西安办事，就得早早准备提前到车站等车。
“官路” 是土路，从许庙镇顺着横岭下穿过沿途村庄到县城，1米宽左右，有宽有窄，宽窄不一。“官路”是村与村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走亲访友、上会赶集都是走“官路”。一是“官路”是近道，二是土路省鞋底，三是熟人多，能相互聊天。由于路窄，凹凸不平，上会赶集拿东西只能肩挑背扛或用手推车推，油盐酱醋也得到七八里远的供销社或集市上购买，因而轻易不敢错过一次赶集机会。遇到下雨天，黄泥巴粘在鞋上甩不掉，两脚像灌铅一样沉。遇到梅雨季，路上满是稀泥，又光又滑，走路如履薄冰。即使到六七里地的地方赶集，一个来回也要大半天时间，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在梅雨季上会、赶集。那时，进一趟县城也是稀罕事，更别说到省城西安了。听老人说，他们那一辈及以前的老人绝大部分人一辈子也没进过县城。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农民可以自由交易农产品，集贸市场慢慢活跃，经济逐步发展，长坪公路得到了较好的保养。公路上的人多了起来，架子车、自行车多了起来，赶集、上县城成了平常事。进入新世纪，西安到县城修了高速公路，村村通公路，村子里的道路也实现了硬化，下雨出行两脚再也不沾泥了。自行车、电动车比比皆是，出家门登上车一口气就能到县城、省城，到县城、到西安做生意十分便利。近10年来，县内又增添两条过境高速，长坪公路也变成了两车道，柏油路面乌黑发亮、光洁平整。从许庙到县城、到西安途经村前公路的客运车川流不息，几分钟就有一趟，十分方便人们的出行和贸易往来，一天就能从县城、西安打几个来回。原先的“官路”很少有人走了，只有相邻两村人互访时才用得着。年轻人在外打工挣了钱，家里盖起了楼房，不少人买了小汽车，说回就回，说走就走，煞是方便。在外工作的职工，节假日回家看望父母、走亲访友也是车来车往，又便捷又省时。现在到县城、省城如同走街串巷一样随便。老年人到省城观光旅游也成了家常便饭。
家乡还有很多很多变化：穿衣变了，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姐姐穿了弟弟穿，弟弟穿了妹妹穿” 由新潮、时髦、时尚替代；房子变了，低矮的土坯房由宽敞明亮的楼房替代；农业耕作方式变了，人曳犁、肩挑担、手收割、石蹍麦的原始方式由播种机、农用车、收割机替代；通讯形式变了，打电话到七八里外的邮局由人人有了手机所替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旧传统由新理念替代，消极等待由积极进取替代，因循保守由变革创新替代，空谈由实干替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变了，愁容被笑脸替代，困窘被舒心替代，苦闷被欢乐替代。。。。。。
乡亲们由衷地说，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大家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信心。